Page 184 - 《社会》2023年第2期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一种传统，要么变得理性化，要么就是两者兼备”（韦伯，2009a：357）。 45
进一步，若从“程式化”的动机出发，则“程式化”不仅包含从“短暂
的超常支配结构”到“稳定的日常支配结构”的转型过程，还包含“正当
性信仰”逐渐衰退的过程。“程式化”得以发生，原因在于无论是主宰
者、门徒抑或臣民，都渴望把超凡魅力及其降福从一种非常时刻、非常
人物独一无二的临时恩赐转变为持久的日常生活财富 （韦伯，2010c：
1273），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韦伯，2009a：357）。 这
一潜在动力意味着追随者心态的转变，即从被超凡魅力所激的“超常性”
的、“非理性”的内在精神取向（对超凡魅力者的崇拜）转变为与现世的
经济理性相关的对物质、“既得权利”和地位更为强烈的关切（韦伯，2010c：
1272、1274）。 转变过程本身展现的是超凡魅力支配的“正当性信仰”的
衰落，但从“程式化”的动机来看，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正当性
支配的“正当性信仰”的兴起，因为这种朝向支配者个人“物质关切”的
转变可能并非“超凡魅力支配”所独有，其他两种正当支配内部也存在
这一转变的可能： 纯粹的“传统型支配” 以传统和习俗为“正当性信
仰”，传统和习俗高于支配内部任何成员的个人命令和意志。 然而其典
型类型“家产制”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即“迫使家产制统治以外的
政治臣民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权威， 并把所有权力视同于主宰者家
长权力和财产那样的个人财产”（韦伯，2010c：1163）。 这种倾向会将习
俗和传统赋予统治者的“酌处权”抬高到习俗之上，从而使传统型支配
的“正当性信仰”让位于支配者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关切；与之类似，纯粹
的“官僚制”以非个人化的客观规范以及更为严格高效的规章制度作为
“正当性信仰”的基础，但仍无法避免这种转变倾向。 韦伯（2010c）提到，
官僚制机器以其“非人格”的性质能够为任何懂得操控它的人效劳，它
的结果取决于权势人物给它指引的方向， 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隐秘的
财阀统治式的权力分配，支配者的利益关切同样会替代“法理性支配”
的“正当性信仰”。 这种朝向“物质关切”的转变和“正当性信仰”的衰落
在三种正当支配类型的现实演变过程中都能找到，因此，如果我们暂且
将这一过程视为更广义的“程式化”，那么这种程式化可能对三种正当
支配类型都适用。

45. 超凡魅力支配向其他两种正当支配类型的转变会促成诸多更具有制度化特征的超
凡魅力类型，如“血缘超凡魅力”“官职超凡魅力”（韦伯，2009a：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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