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0 - 《社会》2023年第2期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需考虑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正当性支配”给“正当性支配”提
出的问题便是，如何在“正当性支配”的框架中调和“去支配化”秩序所
引起的张力。 这种调和恐怕并不能简单通过“反威权”的暴力革命来实
现，因为这样只会给秩序带来更大的脆弱性。 调和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
如何让“正当性信仰”包纳“非正当性支配”的规范。 从这一点上看，城
市市民从家产制—封建制臣民的正当性支配体系中的突破， 或许给我
们提供了一种不属于既有“正当性信仰”的规范性要素。 这一规范性要
素放在整个“非正当性支配”体系中使得后者在调和“权威主义命令权”
“正当性信仰”和“日常需求”三者时，摆脱了“超凡魅力支配”的两种演
变带来的局限性。

五、 从“臣民”到“市民”：“正当性信仰”的转型

前文提到，中世纪城市市民摆脱“巫术—氏族”束缚进入城市，在工
商业的工作和生活中培养了反思的、理性的计算能力。 这种能力运用于
对“经济权益”的追求，使得城市市民形成了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配合
城市这种组织结构，使得市民所构建的“组织”逐渐脱离了家产制和封
建制的“臣民共同体”。 这种脱离从形式上看并不成功，因为“臣民共同体”
权威只是暂时缺乏力量，它与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的。
之所以用“脱离”，是因为市民突破了既有传统型支配的“正当性信仰”。
家 产 制 支 配 的 正 当 性 源 于 臣 民 对 支 配 者 的 忠 诚 和 孝 道 （韦 伯 ，
2010c：1150），这与家产制更早的起源———家父长制有关。 家父长制中
的个人效忠根源于一种家族内部的忠诚， 家父长因被支配者的忠诚和
孝道而在家族组织内部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威。 家产制支配者则将这种
忠诚和孝道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必须同时遵守的
习俗。支配者依靠习俗获得权威的正当性。习俗是传统型支配的核心要
素，它不仅证明了君主的权威支配是正当的，而且塑造了一个“君主—
臣民”的共同体，习俗会要求处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臣民以各种方式支持
君主（韦伯，2010c：1150）。 臣民在传统习俗的约束下承担税负和服务义
务 ， 而 君 主 因 传 统 的 限 制 不 能 随 意 使 用 其 政 治 权 力 （韦 伯 ，2010c：
1162），但总体上说，家产制依据习俗仍然确立了实际上的“支配者—被
支配者”之间的恭顺关系。 而封建制是等级式的家产制，是家产制的边
缘情况，它与家产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君臣关系的转变。 封建制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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