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2 - 《社会》2023年第2期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的理 解 和 运 用 方 式 上 的 突 破 ， 其 中 较 为 关 键 的 概 念 就 是 “公 权 力 ”
（imperium）。“公权力”的出现意味着“命令权”和支撑命令权的“规范”
二者的分离（韦伯，2010c：901）。 42 在司法过程中，这一分离意味着某个
人的命令是否正当需要借助“命令”之外的规范来进行判断，也就是法
律执行和司法的分离。 由于巫术因素的存在，在原始的争端解决和法律
规范的创设过程中，给法律执行赋予“正当性”的司法程序具有严格的
形式主义特征（韦伯，2010c：898）。 在原始的举证过程中，偏离具有巫术
效力的程序会导致法律判决的无效， 提供证据不是为了申辩一个特定
事实的真假，而是用这个证据来向巫术力量询问怎样做才是正当的。 因
此，法律的判决会通过具有超凡魅力的贤哲或神谕来进行，以此赋予法
律命令以正当性， 而法官的职务并未被赋予具有超凡魅力的法律智慧
的品质，所以法官并不能给法律本身的判决带来正当性，这种程序严格
的形式化审判并没有带来理性的审判结果（韦伯，2010c：899）。 而到了
理性地制定和适用法律的时代，法律执行和司法的分离仍然得以保留，
与之不同的是，陪审员（Sch觟ffen）替代了巫术超凡魅力者，只有通过他
们在法庭上的司法和最终同意，法律才能具有正当效力。 这一法律过程
在技术上起作用的是日耳曼法律体系中的平民大会（Umstand）。 大会成
员被视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对整个日耳曼法律的判决过程有
充分的参与， 任何一个成员都能用裁判权的方式反对裁决过程或结果
（韦伯，2010c：908）。 而中世纪的城市法在司法过程中沿袭了“日耳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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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共同体”的形式， 具有以经济为取向的、精于算计的理性气质的市
民参与到司法过程中， 促使司法过程十分讲求理性的举证程序而排除
了无理性的巫术举证手段和决斗考验（韦伯，2010c：1419）。 这极大地改
变了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实践。
尽管市民参与创制的“法律规范”显得较为粗糙，但正是在这个过
程中，市民用理性的法律规范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将自己在职
业生活中所得来的自我反思和理性的、 算计的精神气质拓展到了司法

42. 近似于正当性支配中“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的分离，但此处“命令权”
和“规范”又与正当性支配的两个要素略有差异。
43. 除了对这种法律审判形式的沿用外，韦伯（2010c：1414）提到，促使市民参与司法过
程的另一因素是“法律人格主义”的态度，这一态度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被承认
共同享有“客观法律”所赋予的“主观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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