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如上文所述，这种可能存在于所有正当支配类型的广义“程式化”
将“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日常需求”关联起来。 与本文所提及的“非正
当性 支配”相 比 ，二者 的类似 之 处 在于都 强 调 了“日 常 需 求 ”要 素 ，对
“日常需求”的追求也引向了对秩序“稳定性”的追求。 但更重要的是二
者的差异：“程式化” 的目的在于维系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的稳定，对
“日常需求”的强调则源于拥有“权威主义命令权”的支配者的个人动
机；“程式化”的开展以占据支配地位的支配者为核心，实现的是“权威
主义命令权”与“日常需求”在归属上的统一，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张
力。 与之相比，“非正当性支配”致力于调和“权威主义命令权”和不属
于前者的“日常需求”之间的张力。 此外，尽管更狭义的“程式化”起源
于对“正当性信仰”可能动摇的担忧，但“程式化”进程的展开并未建立
新的“正当性信仰”，反而进一步拒斥了“正当性信仰”。 前文提到，“正
当性信仰”需要自下而上的“反权威”结构作为理论前提，但程式化并不
包含这一前提，程式化在实现秩序稳定的同时，也促使现有支配秩序更
为封闭；不同的是，“非正当性支配”在调和“权威主义命令权”（无论是
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与“日常需求”之间的张力时，主要的做法就是
将“日常需求”的归属群体所对应的规范性要素纳入更大层面的“正当
性信仰”之中加以整合。 这种整合也意味着支配秩序需要更加开放，才
能真正创造秩序整合与稳定的条件。
“民主化”的演变路径试图关联“权威主义命令权”和自下而上的
“正当性信仰”。从反权威的角度看，超凡魅力支配得以实现有赖于被支
配者是否认同，这种理解弱化了支配结构中“权威主义命令权”的强制
性，对于延伸出的“领袖民主制”而言，强调被支配者的主动性也在一定
程度上给领袖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以防止其独断专权，降低发生颠覆式
激进革命的风险。然而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韦伯对“领袖民主制”的
设计过于期待它能够冲破官僚制的束缚而有选择地忽略了“领袖民主
制”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为极权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我们从韦伯的诸
多表述中仍能发掘出韦伯对待“领袖民主制”的保守态度，他非常清楚
地意识到，“民主化”的设想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会变成维系“超凡魅力
支配”的工具：“即使是公民投票的民主，也会变成煽动家凭借精神与舌
头的超凡魅力进行的支配”（韦伯，2010c：1278）。 比起直接运用到政治
实践中，韦伯（2010c：1280）对“民主化”更具有理论意义的态度是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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