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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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3·2

           这一特质,正是这一特质决定了市民对“正当性信仰”的态度。
               (三)古代城市与中世纪城市的差异:“市民”特质的呈现
               11 世纪欧洲城市的商业复兴促成了城市行会和手工业的发展。 城
           市人口密度增大, 居民为了维持日常生活, 需要大量各行各业的手艺
           人。 手工业集中到城市,城市里涌入了大量需要找到工作的移民,其工
           作性质也发生了改变(皮雷纳,2006:98)。               29  这些移民的身份与其经济
           地位之间并不匹配,因此作为新的“市民”,这些移民期望在身份上能够
           有一个匹配其地位的转型。 此前他们从“巫术—氏族”或者封建领主的
          “信仰共同体”那里获得了自己的身份,现在他们想要寻找条件挣脱这
           一束缚。
               除了这种整体意义上的身份转型外, 城市市民更主要的身份特征
           就是“经济人”。 这一特征源于韦伯对西方古代城市和中世纪城市的比
           较。 对于典型的古代城市而言,能够在其中参与政治并占有政治地位的
          “民”是个“政治人”( homo politicus)(韦伯,2010c:1522)。 城市的军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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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如训练重甲步兵———不仅是一切城市组织的轴心, 也是城市在
           整个区域共同体        30  中所发挥的核心功能。 因此,是否拥有财产以自我装
           备武器成为古代政治地位的象征,政治上的主导权掌握在“武器”的消
           费者阶层而不是生产者阶层手中。一旦在经济上破产,“消费者阶层”就
           无法自我装备, 这些享有正式公民权的家族后裔们就会沦为债务缠身
           的“无产者市民”(civis proletarius),成为典型的古代下等阶层。 这种由
           经济上的差异导致的分化会带来阶级斗争或政治革命,没落的“无产者
           市民”期望通过一场革命或者一位僭主的出现来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债
           务或者恢复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活动权(韦伯,2010c:1508)。 正式公
           民作为消费者获得了政治主导权,大量奴隶就成为生产者,以满足正式
           公民和城市内部的需求。 奴隶一方面承担了大部分军事生产者的角色
           (因为仅仅依靠自由劳动力或者“无产者市民”是根本不够的),另一方
           面, 城邦国家在公共建筑工程以及国家必需品上面的大量需求仅仅靠
           正式公民从事的“自由职业” 进行生产也是远远不够的(韦伯,2010c:

           29. 比如佛兰德尔的呢绒生产,织工们从此失去其农民性而变成替商人工作的单纯的雇
           佣劳动者(皮雷纳,2006:98)。
           30. 古代的城市是按照更大的区域划分的,也就是说城市包括一些乡村,一起组成更大
           的区域共同体(韦伯,2010c: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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