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政治体”之间的过渡阶段，或者城市阶段只是“统一政治体”缺位的结
果， 因此过于否定了城市的启发性意义和政治意义； 与之相反，“肯定
论”则过于重视城市整体上的反权威和民主斗争形式，与此同时对城市
市民采取反权威的行动动机和文化观念关注不足， 因而虽在立场上肯
定城市， 但对城市意义的呈现并不完整；“部分截断论” 从法律创制入
手，但过于从法律“独立性”的角度看待市民的“独立性”，没有关注市
民的“法律创制”在韦伯“支配”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综合来看，既有文
献并未足够重视韦伯城市研究的全貌，也并未把“城市”研究明确地放
到韦伯“非正当性支配”框架下进行讨论，进一步，即使涉及“非正当性
支配”，对它的定义也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从韦伯“正当性”的理论框
架来看，“截断论”和“部分截断论”的立场偏向于将作为“非正当性支
配”的城市视为处于具有“正当性”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城
市只是正当性暂缺状况的表达；而“肯定论”的立场则更倾向于将“非正
当性支配”视为第四种“正当支配类型”——
—“民主型支配”。对城市的不
同态度反映出对待“非正当性支配”的不同理论立场，这些立场的差异
导致我们难以真正把握韦伯通过城市研究所建构的“非正当性支配”概
念。 本文并不试图进一步支持或否定上述对待中世纪城市的观点，而仅
仅是发现了上述观点在中世纪城市的“取舍”背后对韦伯“非正当性支
配”理解的不足。本文意在将中世纪城市与“非正当性支配”二者关联起
来。 这意味着我们仍需要重新厘清“非正当性支配”概念可能的理论框
架，以此来重新梳理和把握韦伯的“城市”研究，在提供新的理解韦伯城
市研究脉络的同时，尽可能丰富和清晰化“非正当性支配”的理论意涵，
从而发掘韦伯城市研究的现代理论贡献。
三、 城市的类型学特征：西方城市与市民的独特性

（一）“非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厘定与模糊性
虽然在韦伯 1914 年给出的《经济、诸社会秩序及权力》的写作大纲
中，第八章“支配”包含了“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类型”（Die nichtlegitime
Herrschaft：Typologie der St覿dte）一节（韦伯，2018：17），但是韦伯 1913 年
完成的《城市》（Die Stadt）却并没有被放入其中。 这一工作由韦伯夫人
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在 1921 年完成，但其实韦伯夫人也并
不知道韦伯所谓的“非正当性支配”是否就是指《城市》（Nippe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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