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23年第2期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军事自主性从根本上保障了城市的自主性。 西方的城市从古代早期开
始，就一直是各个武装的城市阶层的同盟，而东方却并不能实现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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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西方城市”在客观上避免了被更大层级的支配进行整合，且由于
军事力量的自主性而没有“权威主义命令权”对其构成足够的威胁。
除了缺乏灌溉外，另一个客观条件是没有巫术—氏族的限制。 26 氏
族组织的巫术性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或种姓制度，这些因素在亚洲阻碍
了“城市法人”的出现。 东方巫术—氏族因素强调“分化”而非“联合”，
如印度的世袭种姓制度所导致的职业隔 离 与西方那 种 手 工 业 者 联合
起来的城市是互相冲突的，“分化”压制了任何“联合”的可能性。 对中国
而言，中国一直存在着由异姓通婚和血缘纽带形成的宗族（韦伯，2010c：
1406）。 宗族的影响更多以乡村作为承载，因此中国的地方组织更能实
现“ 独立性”的恰恰是乡村。 从“巫术—氏族”不仅能够看出东方城市和
西方城市的差异，甚至也能看出古代西方和中世纪西方二者之间的差
异：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市民组织中也没有完全废除氏族和宗族的影响，
古代的正当性联合体或多或少都必须 建 立在以 礼仪 为取 向 的传统 组
织形式 27 的基础上。 28 正是在摆脱了“巫术—氏族”的约束之后，“西方
城市”才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治（韦伯，2010c：1414）。 摆脱“巫
术—氏族”的束缚对城市背离“正当性支配”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
这为城市实现内部力量的联合扫除了阻碍，能够形成对外部“权威主义
命令权”的有力抗衡；另一方面，在“正当性信仰”要素层面，“巫术—氏
族”的去除使得市民从原有的“习俗惯例”身份中抽离出来，原有秩序的
“ 信仰”随之弱化和消失。 在“正当性信仰”层面起主导作用的是市民的
主动放弃，这一放弃关联到市民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特质。 后
文将从市民的身份特征、 生活—工作风格和政治诉求三个方面来描述

25. 印度、中国的行会和巴比伦的“财主”虽然能通过财政实力逼迫国王有所收敛，但并
不能在军事上对国王形成制约（韦伯，2010c：1427）。
26. 韦伯（2007b：202-203）在《经济通史》讲稿中列举了三个能够破除西方氏族、部落和
民族的巫术界限的事件：一是犹太教对巫术的弃绝，这导致巫术成为邪魔外道；二是基
督教圣灵降临的神迹，这导致了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三是保罗在安提阿一反彼得的所作
所为而袒护未受割礼的兄弟。
27. 如氏族、胞族、政治性的部落联合体———宗族。
28. 至于中世纪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完全摆脱了巫术—氏族的影响，并非本文的考察重
点，故不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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