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3年第2期

山林与社会

出处进退，其原因在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毁，一变
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起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
皆避祸远嫌， 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 一时间，“避世”“清
谈”“格义”之风盛行，前有“竹林七贤”，后有“江左名士”，在“以官长君
臣之义为教”的世俗政治中，创造了一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的独特
风范，开辟了一片“崇尚自然、避世不仕”的自在天地。
在陈寅恪（ 1992:133）看来，“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
非真正之宗教， 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 故外服儒生之士可以内宗佛
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 人们常说的那种宗教信仰的排他
性，并不适用于传统中国。 就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来说，江右琅琊王氏及
河北清河崔氏既为天师道世家，亦为儒学世家。 而即便是天师道世家，
也多有出入佛教之人。 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谓的宗教仪轨
和信仰不是以后来的西方宗教概念之界定而起作用的， 如钱穆（ 1994:
149）说：“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高僧，若论其内心精神，我们不妨径叫他
们是一种‘变相的新儒家’。 他们研习佛法，无非是想把他来替代儒家，
做人生最高真理之指导。 他们还是宗教的意味浅，而教育的意味深。 个
人出世的要求淡，而为大众救济的要求浓。 ”
佛道二教对于士人精神的培植启发了一个崭新的精神时代， 即将
“隐逸”和“山水”的思想纳入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2014:402）
的心性之中。 对此，陈寅恪（1992:512）做出过如下总结：
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此
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
说， 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
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
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随着汉帝国儒教意识形态的瓦解， 经学繁琐僵滞的学风亦受到士
大夫的质疑。 玄学家痛斥名教的伪善， 以自然之通达而追寻天地之逍
遥。 佛教也被赋予了格义的内涵，就像孙绰（2011：74）说的那样：“夫佛
也者，体道者也。 道也者，导物者也。 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 ”甚
至于，周孔思想也被说成与释道同源，尽管二者发展的踪迹和途径殊有
不同（吉川忠夫，2012:13-17）。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云：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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