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2023年第2期

山林与社会

化，自然之人文化”（钱穆，2001：203-204）。
由此可见，上述四种社会形态与其说是基于功能论的划分，不如说
更具有文明上的意味，而且彼此常常融合在一起，形成纷繁复杂的社会
意域。 城市和乡镇作为常态的社会，相互间的关联会反映出世俗生活的
流动性：平头百姓努力争取科举出仕的机会，投入城市里的官僚政治体
制中；而那些各级官场的要员们，要么绞尽心思，在家乡扩建祖宅，兼并
田地，做最大的地主，要么返乡心切，常常在丁忧期或退休后回到乡镇，
叶落归根，与先祖们合葬一处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夙愿。 由此，中国人在
离乡与返乡、进城与出城中，不断往复回环，梦想着国家与宗族的延续
和发达。
然而，江湖和山林则是非常态的“社会”，这两种“社会”分别是侠
士和隐士所营造的理想世界。 江湖亦隐匿于山林， 虽是士人的一种寄
托，但依然脱离不了世俗性的要求，他们希望依靠一种远离现实又改造
现实的方式重建情义和正义的价值，因此颇具流动性。 这些侠肝义胆的
侠客们常常行走于乡镇和城市中，形成独特的帮会势力，在中国社会的
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瞿同祖，2003a）。
无独有偶，费孝通（1999a）曾在《乡土重建》中指出，研究中国传统
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注意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这四种不同权力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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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与上述四种社会形态倒是有某种程度上的照应。
只是费孝通深受像托尼这样的英国经济史家的影响， 比较强调绅权在
双轨政治中“无为主义”维度上的意义，即所谓地方或基层上的“无为政
治”和“绅权缓冲”。 或许，正是因为他当年还没有充分的“文化自觉”，
所以对于山林中的士人如何寄怀咏志，尚未有切肤般的体味。
事实上，无论是“不食周粟”的逸民风骨，还是修道成仙的宗教实
践，无论求学于寺庙道观，还是云游于洞天福地，或过一种渔樵耕读的
简单生活， 都在为一切世俗社会的现实性开辟出一个别样的世界来。
这个看似与日常社会毫无关涉的世界，却将一种恒久的精神力和神圣
性注入人的心灵之中，成为道统的依存之所；深处尘世的人若无对 这

4. 而且，费孝通（1999a：434）还谈到了这四种权力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化的问题，“我所希
望的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 负责的 中央政 权，绅权 变质而 成民选的立法代表，官僚 变
质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工商业的公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
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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