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种最高理想的追寻和守持，社会也便没了文明的向度，必殁于权势与
利害的丛林中。

三、 人文化的自然

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费孝通论政统与道统的分离是从封建解
体后的秦汉之变入手的，同时他也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学也曾做过最终
的努力，试图用“灾异说”将双轨合一，以乾元统天（康有为：1990），把
文明引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只可惜，董仲舒还是在现实中败给了公孙
弘，于是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便成了官僚的风气，“事上”即
做官的目的，师儒也只是乡间诵读圣谕的人物了（费孝通，1999b:497-
499）。
上文说到， 费孝通写作此书本于一种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意识，
即基层乡村的溃败与行政的僵化所引发的对 于中 国 社会变 迁 之 文化
症结的思考（费孝通，1999a），他所关心的是塑造当前史的传统社会结
构的起点，而非文化精神的流变。 但其中所涉及的关键议题———非常
态 的山 林 文化 系 统 对 中 国 社会的构 建 究 竟 有 何 重 要 意 义——已 经关
—
系到了士大夫阶层的人格构造和中国社会作 为 一 种文明体 的双 重 特
质。
确实，秦汉之变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影响至深至远，而魏晋以来
文化结构变迁所形成的社会作用也不容忽视。 柳诒徵曾将中国文化史
分为自我之形构、印度文化的进入和远西文化之东来三个历史时期。 其
中，自东汉末期以来，经由魏晋到唐宋而形成的长时段文化变革，对于
塑造士人和民众的思想观念、 人格心性以及社会的精神气质皆颇具意
义。 同时，这也真正开启了山林的时代，士人们将道统的原则转化为可
具体开展的自我修为及可完整呈现的世界观和宇宙论， 并以此作用于
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历史由两汉经三国而入两晋，此虽是政治中衰之际，但亦是文化新
生之时。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宗教混融、民族糅合、社会流动性极强的时
期：一方面，西来的佛教已深入内地，士人甚至皇家贵族的心灵深受洗
涤；另一方面，滨海地域天师道教也逐渐兴起，“传播于世胄高门，本为
隐伏之势力，若渐染及于皇族”（陈寅恪，1992:155）。 依据陈寅恪（1992：
118）的说法，士大夫一改两汉时期的传统形象，开始在自然与名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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