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23年第2期

山林与社会

也不能保持原样”（涂尔干，2003:597）。
当初，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也有相似的看法。 吴文藻（1990）有关
物质、社会、精神的“三因子”学说，强调的即是社会对于物质与精神的
连带功能。费孝通（2013）重视乡土中国中“知识阶级”的作用，必是与儒
家士大夫的理想世界有关。 而林耀华（ 1990，2000）描述的地方社会，若
没有祭祖和游神的仪式活动，怕是早就崩塌了。 瞿同祖（ 2003b）讨论传
统社会的法律实践，若无礼制的底色，或天道与人心的关联，规范秩序
便也无从谈起。
由此看来，社会存于人世间，也存于人世外。 倘若只从世俗主义层
面来理解社会的构造， 那么就必然存在一种非社会， 甚至反社会的世
界，来为人世间奠定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基础。 任何文明的构造都带有政
教关系的性质，即便中国文明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性特征，但若是没
有圣俗二分的构造，恐怕也是难以成立的。

一、 政统与道统

1947 年 3 月，费孝通再访英伦回国后，应《世纪评论》之邀陆续发
表《乡土中国》系列文章。与此同时，他与吴晗等人在清华大学组成了社
会结构研讨班， 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与他以往的实地调查研究
结合起来，探讨结构史的基本理论问题，《皇权与绅权》便是这一思考的
最初理论成果。
学界往往以为，此书所及问题的关键与同期写成的《乡土重建》一
样，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之双轨体制的阐述。《皇权与绅权》开篇所设的
历史情境，即秦汉之际封建解体、皇权确立的时代，这种变迁可以说是
政体从天子诸侯制度（贵族制）向皇帝制度（君主官僚制）的转型，也可
以说是国家治理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或者从知识阶级的角度说，
是从“大夫士”向“士大夫”的转换。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恰恰由此
变化而出现了“所特具的一种人物”———绅士。
我们且不说费孝通如何受过英国近代社会思想的影响而强调中国
绅士传统，单就其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出发，很显然，绅士是皇权制度的
产物，这里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帝王本无种”，封土胙民的制度一旦
瓦 解 ，贵 族 出 身 论 便不再 是 主 流 的 结 构 了 ；二 是“朕 即 国 家 ”，皇 权 至
上，那么所有官僚就成了附属性的功能集团，这样一来，做官的目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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