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是上辅佐皇帝、效力国家，下保家族兴旺；最后，由于官僚系统具有任期
制和流动性的特征，因此退任的官员或其在野的亲属可作为地方士绅，
与朝内联手互补，维持势力，增强政治免疫和掩护的能力。 在这个意义
上，“绅士是士， 官僚是大夫” 构成了皇权与民众间的中间环节 （费孝
通，1999b:473）。
不过，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官僚还是绅士都并非仅 仅 具有权 力
层面的含义，他们还是专有知识的阶级。 而且，这种知识的主体还不是
用于“百工之事”的自然知识，而是作为“天下之通义”的规范知识。“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意味着皇权的威望和百姓的悦服是要靠士
大夫阶级来进行文化建构的。 因此，一切礼制的规范、经典的解释和历
史的记述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一旦现实的政治效力和传统的规范知识
之间形成了上述关系，霸道和王道就会交错并行，两者时而相合，时而
分道。
在费孝通看来，霸道和王道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王道以孔子（即“素
王”）为代表，常存在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社会，而衙门里的事情是
皇权的统治范围，这可称为“上下分治”或“双轨政治”。 这样的说法未
必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事实上，皇权常常可以下县，朝廷里的官员也
会拼死上谏，所谓“上下分治”只是相对而言。 不过，士大夫们牢牢把握
着文字、文书和文献，或把自己称作“士人”“君子”或“读书人”，专门占
据着教化的位置，这一点倒是没错的。 虽然在老百姓中识字的人不多，
生活里“有语无文”，但他们把文字作为神圣供奉着，这恰恰说明了文化
在传统上具有极强的规范性。
可是，话说到这里，尚不能证明中国文明具有西方政教并立的那种
结构，倘若士人们不能造就出一种单立的精神世界，到头来依然逃不出
皇权的主宰。 在费孝通看来，儒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并未单纯停留在治理
的层面上，“托古”和“修史”的目的（王国维，2001：159-166）是要将理
论、史实、传说和神话加以混融整合，形成一种关于理想政治的系统性
话语和图景，即“道统”。 于是，“道统”与“政统”究竟是相互合一，还是
彼此分离，便成了超出现实政治之范围、从根本上涉及文明之根底的标
尺。 在这样的学说体系里，周公乃是政道合一的代表，他虽在摄政的意
义上拥有着最高权力，但依然守持封建宗法的规范而最终致政成王。 不
过，周公的这一角色也预设了一种政道分离的可能性，儒家学说从周公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