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监察员介入公产管理（王才友，2020）。 随着国民党基层组织规模的扩
大，经费需求随之增加，双方矛盾逐渐加剧。 温岭县编制 1927 年预算时
发现，该县各项收入总计 8 982.8 元，支出总计 14 301.35 元，其中，县
党部一年的支出就高达 10 700 多元， 超过 本 县的全 部 收入。 34 根据
1929 年各县公款公产支出的统计（参见表 6），县党部经费多的占该县
自治财政总支出的 50%，少的不到 10%。 事实上，政府对款产会的管理
并未取得预想成效。 省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县款产会上报每月收入，但
仍有部分县迟迟不上报。 35 公产的支配更多取决于各方博弈的结果，比
如，嘉兴县政府以添置枪械、子弹为由要求县款产会拨给警察经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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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其他公款共计 5 700 元， 而款产会仅同意借出 3 200 元； 县政府
委托款产会募集卷烟公债，款产会予以拒绝，仅同意以委员的私人身份
进行帮助。 37 倘若政府官员强势， 以士绅为主体的款产会往往无力抗
衡，比如，丽水县款产会名义上拥有教育局、育婴堂、贫民习艺所、浮桥
田租等公产，但各项公产实际上是由县政府财政科掌控，未向款产会移
交，相关账目也不曾公开。 款产会委员为此多次与县财政科交涉，但毫
无结果， 原因在于历任县长已将公款公产挪用来弥补县政府的财政亏
空（李盛唐，1977）。
（二）财政整合与“公产”概念拓展
“训政” 时期的款产会在政府监督下发挥了自治财政机构的职能，
以待正式推行“宪政”，实现自治。 在这一阶段，款产会主导的自治财政
与县政府主导的国家财政同时存在但相互独立，类似于“双轨制”的状
态（魏光奇，2005）。 县政府与款产会分别征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田
赋正供”与作为自治收入的各项捐税，二者并未有效协调。 甚至在款产
会之外，其他自治机构也有权征收捐税，形成“税出多门”的局面。 比
如，建德县地方预算由款产会、教育局、公安局分别编造，全县没有统一
的预算 （胡冠臣，1977），胡次威（1935）也观察到在一县之内同时存在四

34. 参见：“令温岭县县长为款产委员编制预算应以收支适合为主旨由”，载《浙江民政
月刊》，1928 年第 7 期《公牍》第 79-81 页。
35. 参见：“令饬该县公款公产之一应收支嗣后务须逐月造册报核由”，载《浙 江民政月
刊》，1932 年第 50 期《公牍》第 9-10 页。
36. 参见：“嘉兴：县款产会决议事项”，载《申报》，1929 年 2 月 20 日第 11 版。
37. 参见：“嘉兴：县款产会开会情形”，载《新闻报》，1929 年 11 月 7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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