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23年第2期

社会·2023·2

措施很快在各地推广，浙江于 1934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17 日召开由全
省县长参加的财政小组会议，会议决定参照“剿匪区”整理县地方财政
章程，改设财务委员会（张淼，1934），并于 1935 年 6 月正式颁布章程。 40
财务委员会成立后，各县款产会管理的公产与地方捐税全部移交，款产
会作为自治财政机构的使命宣告结束。
县政府对自治财政的整合固然有助于提升行政效率， 但也在某种
程度上背离了地方自治的政治理想。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无论是出
于真诚的目的还是合法性的考量，都无法放弃地方自治的国策。 为此，
1932 年的全国内政会议将县确定为“省以下之行政区域， 同时兼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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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团体”， 规定训政时期的县政府具有“扶植自治”职责，直至实现自
治（程方，1939：55）。 在这一解释下，统一财政等“充实县级行政”的工
作与推行地方自治不再矛盾。 实际上，划定自治区域、组织乡镇选民大
会等自治筹备工作进展缓慢（魏光奇，2004：188-195），南京国民政府为
此于 1934 年 4 月颁布 《改进地方自治纲要》， 强化政府对自治工作的指
导。 纲要强调，训政时期的县市行政经费不能与自治经费强行分离。 42
对此，孔飞力（1998：392）评价说，孙中山“真诚希望有一个民主的中国
出现，同时深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坚定的引导，这样的混合体从一开
始就浸染着孙逸仙的政治思想。 国民党执政者在 1928 年以后巩固他们
权力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因素难以相容”。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整合、汲取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强化，“训政”
被无限期延长。 1939 年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为地方
自治单位，并于 1941 年 11 月颁布《改定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全
国财政收支划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延续了“以‘自治’名义强化政
府统筹”的一贯思路。 此时的县虽然在名义上成为自治单位与独立的财
政单位，但县长仍由政府任命，并承担中央政府、省政府委办事务，仍处
于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魏光奇，2004：220-221）。 国家财产与自治财政
两级体制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资源的汲取， 通过不同税收的分

40. 参见：“浙江省各县县政府财务委员会章程”，载《浙江省政府公报》，1935 年第 2359
期第 8-9 页。
41. 参见：1932 年内政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秘书处的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报告书》
第 219 页。
42. 参见：“各省县市地方自治改进办法大纲”，载《中央周报》，1934 年第 312 期第 449-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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