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23年第2期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普明寺自创建以后几经兴废，明代以来由朱姓族人出资重修，此后又历
经多次维修，也均由本村朱氏宗族捐资，六百年来未曾间断，因此，普明
寺实乃“桥下庄一村私有”的寺产。 吕俊凯此前曾与桥下庄因争夺溪岸
引发诉讼，此次申请提拨寺产实则是为了打击报复。 最终，金华道尹公
署结合《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和大理院判例，撤销了提拨普明寺寺产的
提案。判决认为，普明寺产业来自元明时期的捐助，财产一旦捐出，捐资
者后人即无权处置；而提拨寺产本不在县议会职权范围，县议会却“应
退而不退，不应理而理，竟糊涂审查，越权通过”（永康县议会，2017b）。
吕俊凯等人与桥下庄村民均从“谁出资、谁受益”的逻辑出发，试图
证明本方才是寺产真正的捐助者和出资人。 为此，桥下庄村民在呈请书
中强调普明寺为“桥下庄一村私有”，与传统上将寺庙财产称为“公产”
的表述形成鲜明反差。 对自治机构而言，在国家政策反复变动与士绅阶
层衰落、分化的背景下，自治机构较易被“俘获”，成为争夺财产的利益
主体，无法坚持原有的产权规则，从而引起大量纠纷。 至于本身产权边
界较为模糊的公产， 最终归属通常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 （王赫赫，
2020：37-59）。
2.“稳定”收入
自治机构同样延续了公产传统的经营方式。 明清时期的公产收入
主要来自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租佃、本金发典生息，以及针对特定群
体的抽捐。 其中，不动产的租佃与本金发典生息模式的核心在于借助市
场机制获得稳定收入，依靠公产自身的力量长期维系公共事业。 晚清以
来， 伴随着公共需求的不断扩张， 租佃与生息所能得到的收入较为有
限，而抽捐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筹集资金较为迅速，从而在各地被广
泛应用（夫马进，2005：483-484）。 为了在国家财政之外筹集足够的资金，
清政府将“本地方公益捐”与公款公产一起纳入自治经费，赋予自治征
收捐税的权利，使其成为事实上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上述原则在民国
时期得以延续。 海盐县议事会（2020：346）强调，自治机构“与国家同为
财政上之主体……即以财政上之收入、 支出充自治团体之一切行政费
用”。浙江各县自治征收的捐税主要包括来自地丁银附加的“县税”以及
各类杂捐杂税，二者之和占自治总收入的比重通常超过 50%。对于以田
地、房屋、本金形式存在的传统公产，尽管各县屡次通过加租加息等方
式增加收入，但其收入占比多则超过 30%，少则不到 10%（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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