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嵌入以家为核心的伦理基础，并共同构成一个“家—政治”的共同体的
过程。
（一）支配结构与人伦秩序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研究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它为我们进一步透视
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的伦理基础提供了切入点。 正如梁漱溟（2005：20）所
揭示的，中国社会具有“融国家于社会人伦”的特点。 所谓“社会人伦”，
主要是指以家为主的社会关系与关系伦理， 因此中国社会是“家国一
体”的社会（周飞舟，2021b），“家”是中国社会文明构成的总体范畴（肖
瑛，2020a）。
这些对于中国传统家国关系的理解， 承续了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
政治权力和支配合法性的研究传统。 韦伯（ 2004a，2004b）在对中国官僚
制进行分析时，构建出一个从家父长制到封建制再到家产制的连续谱。
从中国历史看，这一论述独具洞见，展现出中国社会从早期氏族到宗法
制和封建制，进而转向郡县制的历史进程。 正如肖瑛（ 2020b）所指出，在
从家父长制到封建制再到家产官僚制转型的过程中， 封建制中国没有
脱离家父长制传统，本质上仍是一个“氏族国家”，天子与诸侯、诸侯与
诸侯之间存在“礼仪同构型”。 事实上，经由韦伯的研究，我们很清晰地
看到，由权力到人伦是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及制度精神的内在路径。 这一
路径，在与西方现代法理型支配类型的相比照下，更能显示出其独特性。
法理型支配是现代社会权力的主流组织形式， 现代治理的最重要
组织基础是科层制，而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依照规则的即事化态度，对于
科层制中的人而言，接受职务意味着接受一种特殊的 “职务忠诚义务”
（韦伯，2004b：24），其职务的含义即是志业（Beruf）。 正如韦伯（2004b：
25）所说：
决定近代之职务忠诚的特殊性格的要素乃在于， 就其纯
粹类型而言，它是以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目的为导向，而非设
定在一种对人的关系上， 就像在封建制或家产制的支配体系
下封臣或扈从的忠诚义务。 这种非人格的、即事化的目的，通
—
常自然会披戴上来自“文化价值理想”——例如“国家”“教会”
“地方团体”“政党”或“经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光环，用
以取代世间的或非世间的人格性的支配者， 而体现在一个共
同体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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