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社会》2023年第1期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许多事物的不同的意象相联系， 因此我们可以为我们只有混
淆观念的意象所决定， 也可以为我们清楚明晰地理解的事物
的观念所决定，而发出同样的行为。 （斯宾诺莎，2015：183）
愤怒地施“力”与理性地展现人体的力量，实则是同一个动作。 当受
外物侵扰的观念在支配行动时，被动激情就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当我们
主动设定原因、清楚地理解了事物之间的关联时，激情就转化为行动。
在行动中，我们明白了自身该承担多少责任，也明白了脆弱性何在。 此
般主动性的提升因而成为“德性”或“力量”的体现。 这里涉及情动的最
后一个原则：情动及欲望不可能用“自由意志”的幻觉来废除，抑或对欲
望进行升华，只能对情动进行转化（ transform）。面对义愤的暧昧性，斯宾
诺莎给出的实则是一种情动疗法。
有些情动天然地与“义愤”相近。 斯宾诺莎直言：“我们为被动的情
动所决定而产生的一切行动， 也可以不为情动所决定， 而为理性所决
定。 ”（斯宾诺莎，2015：182）当因目睹他人不幸而兴起的这种痛苦，不再
由恨意和复仇的目的所主导，而转化为“努力使我们所怜悯之物脱离不
幸 ”（斯宾诺莎，2015：103） 时 ， 这 种抵抗性的情动就 被 称作“仁 爱 ”
（ benevolence）； 如果仁爱产生于某些特殊的原因， 如希望取悦他人、受
到他人的赞许，并由此激起自己的自尊心时，这种快乐就可称作“荣誉”
（glory）。“荣誉并不违反理性，且可起于理性。 ”（斯宾诺莎，2015：181） 15
这两种空间性的情动恰恰与“义愤”共享了相同的、包含着第三方视角
的、跨越主体之间的结构。前者是一种痛苦，却压制了毁灭性的冲动；后
者是一种快乐，提出了互助的要求。 此二者尽管就其本身而言展现了外
部原因的决定性（在霍布斯处荣誉甚至成为争斗之源），但是它们却可
以间接地服务于善好———它们有效地挫败了原初的恨意， 并能够在理
性的视角下被重新整理，至少体现了“没有什么比他人更为有用”这一
理性的基本洞见。 如果诸众的天性易受激情侵扰，那么上述共同情动或
许能为“诸众”提供一种在理性秩序之内产生德性的外在形式。
在所有这些抵抗性情动背后都是一种“渴望”或“希望”，希望正义
可以在这个共同体内部得到匡扶，记忆中的所爱之物可以回归。 这也是

15. 施托尔兹（Stolze，2019：112-138）同样认为马泰隆的“义 愤“概念 本身无 法支撑 起共
同生活， 必须进一步发展出另外两种抵抗性情动， 即荣誉和心灵的满足 （斯宾诺 莎，
2015：217），进而试图完成一整套情动伦理学的建构。

·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