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其次，从共同体的建制来看，对共同伤害复仇的渴望有利于正义的
理念在“法”之中得到保存。这就解答了第三个疑难问题，国家的功能正
是抑制私人的复仇心，将行动转变为公共的复仇，或者转为对不法的惩
罚。“在一个秩序井然施行正义的国家里，一个公正的人应该要求法官
惩罚不良，这不是意在报复，而是为维护正义与国家的法律，防止恶人
乐于作恶，这都与理相合。”（斯宾诺莎，2009：110）每一种共同体之延续
不可 能 仅 凭“义愤 ”来完 成 ，重 要 的是 它 需要 一 种“情 感 动 力 学 ”的 机
制，沟通过去和未来，引导和转化恨意。 这种情动将在社会的历史中被
保存和缓解， 促成对共同权威和共同价值的认可——这种认可来源于
—
一种“希望”，希望在共同体内部正义得到匡扶，所爱之物得以回归。
最后， 从共同体的理想来看， 原初的义愤构成了一种范导性的理
想。 就像在康德笔下，自由的理念对知性行范导功能，引领其向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 在斯宾诺莎笔下，正是因为国家内部存储着“渴望对不义
加以复仇”的记忆，甚至受到“未来能够恢复所爱”理想的引领，因此，
国家必须不断自我调节权力的界限。“由于国家激起国民参加谋反的人
越多， 它的力量和权利必定会越减少。 ”（斯宾诺莎，2016：19）“屠杀国
民，掠夺国民，霸占民女，以及类似的行为都会使恐惧转变为愤怒，其结
果是国家状态转变为战争状态。”（斯宾诺莎，2016：25）当暴政无可忍受
之时，愤怒的诸众重提他们从未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政治之为权力博
弈的根本之意。 在后一种情况下，霍布斯所谓畏死的恐惧会被另一种更
强烈的激情所抑制，由恐惧导致的孤立状态转变为联合状态。
可以说，斯宾诺莎承认义愤提供了一种社会变革的历史性动力。 类
似的，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认为，要想实质性地建构一套规
范性的现代社会理论，必须依赖社会斗争的概念。 它必须“以义愤的道
德感受作为出发点，而非率先给予的利益”（霍耐特，2005：168）。义愤缘
起于集体性的不公正对待及承认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的缺失。 斯宾诺
莎有力地确认了社会冲突现象的“道德—情感”基础，并大胆地将社会
斗争的范畴引入自己的理论。 正义的理念不仅凝结在既定国家的法律
之中，也积累在他们的民族生活、社会记忆之中，积累在最宽泛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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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之中——这种历史性空间就像一个博物馆， 每一代受伤害者都可
以从中调用力量， 以一种既被挫败却又得到提升的方式提出社会变革
的要求。无权利者、被伤害者（真正的普罗大众）也同样被包容在这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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