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5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为何“希望” 常被斯宾诺莎用作衡量共同体好坏的准则。 如斯宾诺莎
（2016：29） 所言：“自由的人更多地为希望而不是恐惧所引导……前者
力求投身于生活，而后者只是力求避免死亡。 ”
“希望”这一概念在文本中常缺乏稳定的所指。 它远非理性视角下
的善好。 有时，它与恐惧相通（时刻担忧失去所爱之物）；有时又会沦落
为统治者对诸众虚假的奖赏和承诺。 诸众永远摇摆在希望和恐惧之间
（斯宾诺莎，2009：1-3）。 但从力量的角度来看，“希望”这种特殊的情动
与“行动”（action）息息相关（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行动不会有结果则
不会产生希望），希望或多或少是行动的前提。 在希望中展现了个体行
动与目的之间的内在融贯，即个体总是知道他所能为之事可能实现，而
一个人所能为之事即他的力量和本质。 任何个人力量的实现又需要来
自社会本身的激励、支撑乃至强制。
于是，在希望的政治中，个体行动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好的共同体应当让诸众变化莫测的情感达成某种平衡， 使其总体上受
希望而非恐惧主导。 此时， 那些造成分裂与相互攻讦的力量被有效抑
制，转而塑造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允许被理性重新安置的政治情感。
共同体一方面需要尊重与利用因“义愤”而敞开的情动空间，其中构建
着受损害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转化义愤激起的复仇心，积
极地回应诸众的渴望及情感的历史性结构， 将这种情感重新指向共同
体的生产。 诸众发现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是“可欲的”（desirable），因而会
更广泛地参与到共同体之中。
进一步讲，希望的前提是“安全”（securitas）。 或者反过来说，“安全”
是一种可预期的、稳定的行动条件。 16 这也是斯宾诺莎反复强调善法的
重要性的原因。“如果国家的法律不依据理性来制定，人们便不可能像
国家所要求的那样，即仿佛受一个心灵来指导。 ”（斯宾诺莎，2016：12）
法———由义愤转化而来的公共复仇———构筑起了共同的规范和行动的
界 限 ， 在 这 个 空 间 中 他 人 的 意 向 具 有 了 可 预 测 性 。 诸 众 的 “意 欲 ”
（ willfulness）会收获稳定的结果，而他人的意欲则可能增强自身的力量。
政治主体的身体与心灵能够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德性， 并更有可能在行
动中直接确认善好的存在。 纵使原初的义愤已经得到平息，但它不会消

16. 关于希望、恐惧、安全三者关系的详尽论述参见施泰因柏格的著作《斯宾诺莎的政治
心理学：驯服运气与恐惧》第四章（Steinberg，2018：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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