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最好的国家状态从来不是理性人的共同体（这是斯宾诺莎认为无
法达到的乌托邦），而是在理性与情动的交融状态下，使其成为一个通
向 自 由 的情 动共同体———创造一 个 恨意能够在 建制框架下 得 到 有 效
纾解与引导，希望与渴望得以生发，并能够在理性的形式下再次整合
的环境。 正如斯宾诺莎（ 2016：28）所言：“人并非天生就是公民，他们成
为公民。 ”

五、 结语

斯宾诺莎的社会政治哲学造就了某种典范： 拒绝将人类视作自然
的他者，而是将人民视作共同体的构成性力量，将情动与其政治内涵牢
牢相连，正视既定社会内部的一切非理性要素（诸如仇恨、暴力、冲突）。 这
种路径常被当今的社会理论吸纳为“情动经济学”（ affective economies）。
“经济”在亚里士多德的“家政学”（ oikonomia）这一起源上，意味着个体
如何与自己所属的环境、共同体（oikos）建立联系。由本文对“义愤”的分
析可见， 斯宾诺莎尤为关注社会机制如何有效地调控、 动员个体的情
感。 特别是在社会想象、符号和媒介的作用下，某种情感何以普遍地在
社会中流通，建立起一种共同性的尺度。 同时，情动的积极转化和历史
性积淀又为既定社会提供了解放性的潜能。
斯拉比和谢夫于 2019 年编著的 《情动社会》（Affective Societies）一
书则径直从斯宾诺莎的研究中挖掘“情动”概念。 他们从中划分出三条
当代线索，即关系中的身体、情动装置及“野蛮的僭越”（wild beyond）。
简言之，从斯宾诺莎对“情感”和“身体”这一敏锐的问题意识出发，我
们可以考察身体情状如何受到社会安排以及权力结构的建构。 这包括
规范何以铭刻在身体之上，促成身体的种族化、男女身体的性属差异；
也包括身体本身的技术化延伸，乃至人类身体与非人身体之间的联结。
此一视角确实包含着某种方法论的革新， 它将社会理论的对象转向了
前主体、前意识、前话语和非人类的领域，从情动生活的内部来思考自
然与社会的关系（Slaby and Mühlhoff，2019）。
兰德 威 尔（Hilge Landweer）从更 具 批 判 性的角 度 考 察 了“义 愤 ”与
“狂热主义”（fanaticism）之间的内在关联。 依循情动动力学的原理，情动
之间并没有一个鲜明的边界， 而是随着主体内在情况与空间的转化而
改变。义愤的情感可能与其他的攻击性情感相通。那些不被社会规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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