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古希伯来王国由于其“恨意”基础产生了强大的社会纽带，但是这也造
成了严重的“区隔”。“义愤”在现实运动中也与偏执、宗教狂热相结合。
斯宾诺莎特别阐述了这种共同体的情动基础和历史有效性。 他借助摩
西的自然化叙事讲明白下述道理：当鲜活的、生产性的社会想象堕落为
意识形态（迷信）的时候，必然伴随着古希伯来王国的灭亡。
纵使“义愤”呈现为如此危险的武器，斯宾诺莎仍然承认“大众”才
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斯宾诺莎的态度与其说是“反大众”的，不如说是反
思性的。义愤乃始终镶嵌在社会之中的自然状态或“战争权”，不可能被
抑制或取消。 它构成了一个共同体的实然性根基。 尽管诸众不可信靠，
可能退化为暴民，但我们全部拥有的只有这一内在性的平面，它无法被
任何国家的理念所超越。因此，斯宾诺莎将“诸众”与整个本体论之核心
“力量”（ potentia）相关联：“诸众的力量”（potentia multitudinis）构成了整
个政治生活的根源。“国家的权利取决于诸众的集体力量”。 （斯宾诺
莎，2016：18）
但是，知道国家的权利和界限是什么，不等于就知道了良善的共同
体是什么。 如《政治论》中所言：“根据权利进行统治和管理公共事物是
一回事，而以最好的方式进行统治、以最好的方式领导公共事物，则是
另一回事。 ”（斯宾诺莎，2016：27）就最好的生活而言，从《神学政治论》
到《政治论》存在一种表面的不同。 《神学政治论》第十六章中强调国家
的目的是自由，但是《政治论》则减少了“自由”的话语，强调国家的目
的是“和平与生命的安全”（斯宾诺莎，2016：28），似乎指向了对暴民的
担忧与社会状态的急转直下。 在义愤的自然性基础上重新思考生命的
共同繁荣就成为一个难题。
好的国家（或者“先知”）必须运用有效的想象性认同，将人民置于
一种准理性的生活方式下。 它应当在“渴望”的范导性原则下对情动进
行有效引领，使其向着具有更高行动力量、更高圆满性的情动转化。 我
们可以将《伦理学》的下述表达视作一种隐喻：
譬如，似乎击物的行为。 就其为一个物理的动作而言，我
们仅仅注意一个人举起手臂，紧握拳头，用力运动全臂向下击
去。 这是基于人体构造所具有的德性。 但如果一个人为愤怒或
愤恨的情动所激动，而有握拳挥臂的举动，则这事的发生，正
如我们已在第二部分所证明的那样， 是由于同一行为可以和

·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