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主义之下，斯宾诺莎完成了对“义愤”这一共同情感的双重确认：它既是
社会激进变革的潜能，也是塑造共同生活的契机。

三、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情动的时空特性

回到本文开头对《政治论》第六章的引用———诸众的“自然”联合是
“由于某种共同的情动， 即像我在第三章第 9 节所说的共同的希望、或
者 共 同 的 恐 惧 ， 或 者 对 共 同 的 伤 害 进 行 复 仇 的 渴 望 ”（vel desiderio
commune aliquod damnum ulciscendi）（斯宾诺莎，2016：36）。 这与斯宾诺
莎政治社会理论的一般特征相吻合， 因为社会生活不是来自因理性共
识而达成的契约，而是来自人类经验性的情动网络。 社会正是这种永远
包含着紧张冲突的权力博弈（interplay of power）过程。 在第三章第 9 节
的讨论中， 斯宾诺莎明确地将这种对共同伤害进行复仇的欲望界定为
“义愤”（ indignation）。“引起大多数国民义愤的通常不是国家的权利。 人
们出于共同的恐惧或者想对共同遭受的伤害进行报复而协力共谋，这
无疑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于国家的权利取决于诸众的集体力量，因此，
国家激起国民参加谋反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和权利必定会越减少。”（斯
宾诺莎，2016：18）
但是，如果仅仅像奈格里那样将“义愤”视作从本体论中引申而出
的、不可还原的生成性力量，那么势必在下述三个问题上屡屡碰壁，且
很有可能错失斯宾诺莎深厚的社会之思。
首先，如《伦理学》所论，义愤作为一种“对于曾作有害于他人之事
的人表示恨”（斯宾诺莎，2015：132），与“谦卑”“羞耻”“懊悔”等激情不
同，后者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是恶的，但却可以间接地服务于善好（斯宾
诺莎，2015：178）。 但是，斯宾诺莎直言“义愤”作为一种恨，“决不能是
善”（斯宾诺莎，2015：174）。 如此一来，斯宾诺莎怎么会允许将共同生活

（接上页） 在于，自然状态是可以停留的，其中或多或少包含着社会性。既然国家作为一
个“个体”由诸众联合而成，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能结合成一个“个体”。 这一个体
始终谋求着集体性力量的扩大（当无法满足这一功能性要求时便会瓦解）。 如斯宾诺莎
（ 2016：21）所言：“共同 缔结和 平条约 的国家 越多，其 中每个 国家引 起其他 国家的 恐 惧
就越小。 ”因而，也有学者评论，斯宾诺莎的国际法理论与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论”不同，
斯宾诺莎 既不承 认国际 上的共 同善，也 不倡导 世界范 围内的 普遍联 合，而是始 终 考 虑
区域性 的联合 及单个 国家力 量增强 的使命 ， 甚 至 为 “欧 盟 ” 的 成 立 奠 定 了 思 想 基 础
（ Altwicker，2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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