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3年第1期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的过程总是包含着新的社会想象之创造。
这也关涉到对“法”的理解。 斯宾诺莎（2009：59）在与宗教权威的斗
争中，只对“律法”作了一番描述性的定义：“个体或一切事物，或属于
某类诸多事物，遵一固定的方式而行。 ”只是因其能使物体按照相同的
模式运作遂称作“法”。 这也是为何斯宾诺莎被称作法律实证主义的先
驱。 尽管霍布斯也持某种非道德主义的立场，但他同时又主张将自然法
的原则道德化，将那些引发人与人之间战争的激情斥为恶的，将对契约
的遵守奠定为“正义”的核心———“在订立信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
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信约”（霍布斯，2017：114）。 但斯宾诺莎却
主张国家是许多个体“仿佛如同一个心灵般”联合起来的个体，它只是
整个自然秩序分化出的一个偶然的子秩序。这里的“偶然”是指，国家的
权力（ summa potestas）由诸众的力量（potentia multitudinis）聚 合 而 成 ，却
未达到永远的有机统一。 国家的规范性来源仅仅由权力的功能来决定，
而不诉诸任何先天的、理想化的法则。“它的规范性处于自然社会化造
就的根本联系之中， 且 只 能 通 过其 功 能 性 （functionality） 加以 构 思 ”
（ Hindrichs，2019：32）。 换言之，没有神圣的法将诸众统一为共同体。 国
家之维系与否仅在于其能否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集体性目标， 能否持续
性地回应诸众对于力量增强的要求。
斯宾诺莎在“自然—社会”的联盟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上的诚
实，这也是其社会理论的难点所在。 他仿佛在社会中间埋下了一颗不安
定的种子：既然律法失去了道德性内涵，国家的力量由其组成部分（人
民）汇聚而成，那么看上去就没有外在限制来阻止在错误的建制形式下
社会变革的发生； 既然社会状态无法与自然状态真实地分离， 那么冲
突、暴力乃至反抗就无法从社会中根绝。 因而，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中
指出，对契约的撤销完全从属于自然权利。 10 正是在这种直白的非规范

10. 有趣的是，如果作为至高权力的国家完全取决于构成它的“诸众力量”，那么在国家
与国家之间就不存在所谓国际法或更高的正义原则。 在《政治论》第三章第 9 节结束对
“义愤”的讨论后，斯宾诺莎立即转入了对国际关系的讨论（第 11 至 18 节）。 斯宾诺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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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国家与国家之间处于彻底的自然状态之中， 他甚至比霍布斯走得更远——既然自然
法没有任何道德内涵， 国家之间的协作、 契约、 联合本质上没有任何“约束力”（non鄄
binding），任一国家可以自由地加入或离开。 根据斯宾诺莎对彻底自然化的“法”的理解，
国家间的联合既依赖于对利益的考量，也依赖于不同民族、不同生活形式留存下来的自
然基础（例如民族情感、共享的习俗等）。 但是，斯宾诺莎与霍布斯的不同之处（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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