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此抑郁情绪难以在该群体中扩散和传播。 对于班级融入程度较低的学
生而言，他们与同班级成员的互动较少，缺乏班级同伴的社会支持，因
而更容易陷入抑郁同伴所塑造的共同反刍思维和负向归因模式当中。
并且，由于该群体没有融入班级组织，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抑郁情绪
更有可能在该群体中扩散和传播。 因此，对于班级融入程度较低的学生
而言，抑郁同伴的负向濡染效应更为强烈。
最后， 快乐同伴也对不 同 集 体融入程度的学生 具 有 差 异 化 的影
响。 集体融入程度较高的学生与倡导主流文化的快乐同伴具有天然的
亲和力， 他们更容易受到快乐同伴的带动而表现出积极的精神状态，
即 便 面 对 负 面 事 件 也 能 受 到 快 乐 同 伴 的 感 染 而 对 未 来 充 满 期 待 ， 因
此，积极的情绪更容易在该群体扩散和传播。 相反，集体融入程度较低
的学生本身并不认同班级主流文化， 自然 与 快 乐 同 伴 的联 系 更 为 疏
远。 即便快乐同伴营造出积极的班级氛围，该群体也由于集体融入程
度较低而无法受其感染。 因此，积极的情绪在该群体中难以发挥作用。
基于上述三点，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 5：抑郁同伴效应对于集体融入程度较低的学生影响更大，而社
会遵从效应和快乐同伴效应对于集体融入程度较高的学生影响更大。
3. 班级同伴网络对不同亲子交流状况学生的差异化影响
除了上述个体心理健康特征和集体融入状况以外， 班级同伴网络
效应也可能因亲子交流的状况而呈现差异性。 青少年同时嵌入于同伴
网络和亲子网络之中（ Elder，1998；Laible， et al.，2000），两 种 类 型 的社
会网络之间相互影响、补充和转化（Bogenschneider， et al.，1998；Crosnoe
and Johnson，2011）。 首先，积极的亲子交流能够提高青少年对主流文化
的认同，进而强化社会遵从效应。 不同于国外家长群体，我国家长群体倡
导学生遵守班级纪律，听从老师的教导，与积极的同伴结交朋友。因此，
亲子交流越频繁，意味着青少年接受这种观念的可能性越大，对班级主
流文化的认可度越高，因而社会遵从效应所发挥的作用也会逐渐增强。
其次， 亲子交流状况能够影响青少年对负面事件的心理认知和解
释，进而制约（或促进）抑郁同伴效应。 倘若青少年周围存在抑郁同伴，
并对其产生负向濡染，此时，积极的亲子交流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支
持和评价支持，从而缓解由于共同反刍所形成的负面情绪。 另一方面，
青少年还能从积极的亲子交流中获得有效的人际交往技能， 从而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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