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22年第6期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年有 784 个社会团体申请登记，至 1951 年批准 321 个；上海在 1949 年
末共有社团 1320 个，至 1956 年 4 月余 303 个；南京 1951 年末社团总数
为 1896 个， 至 1954 年底批准 1474 个； 杭州 1951 年申请登记社团数
239 个，批准 181 个。 第三类是未登记备案但又允许活动的组织，主要
存在于居民区中，包括各类互助小组、业余剧团等。 这类组织主要由居
民自行组成，大体按照居民熟悉的关系与规则，处理一些未纳入国家正
式管理、 由居民群众自行解决的边缘性社会事务。 当时的数量难以统
计， 若保守地按照每个居委会至少存在 1 个组织计算，1955 年北京等
72 个城市至少有 7678 个。
其次，以上三类组织的地位不是并列的。人民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
众的桥梁与纽带，或者说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内设党组织。 人民
群众团体占据绝对中心地位，登记社会团体处于辅助地位，非登记社会
组织发挥补充作用。 从人民群众团体至登记社团再到非登记社会组织，
由中心向边缘构成一个“差序”，即国家给予的政治信任、资源供给、组
织地位渐次递减。 或者说，这三种组织与国家政权建设目标及任务的适
配度渐次降低，从国家获取的资源供给，以及组织的规模、地位及空间
随之逐层降低。 尽管存在着差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总体上配合着国家
意志，构成服务于国家建设与政权建设的力量。
1956 年以后，这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与单位、街居、人民公社等组
织形成一个整体， 替代了原有社会格局。 这令人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问
题： 短短几年间原本由民间社团构成的社会组织体系为何以及如何变
成以群团组织为核心、 加上改造过的社会组织以及非登记备案的居民
组织的类型？
笔者在收集、编辑和出版《中国街道居委会档案资料》的过程中，旁
触到这一时期社会组织方面的一批档案， 如果对阅读的直观印象进行
一个初级抽象， 那么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组织体系型
构概括为，国家统合、社会精英更新与选择、以及社会力量在边缘事务
上自行填空处理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国家统合的过程与
作用最为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迅速巩固新政权、调动社
会力量配合和服务国家建设，国家有意识地重新建构社会组织体系，并
采取了三重方针和策略。
第一，对一般社团进行重新登记，从政治上划出社会组织的准入框

·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