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1956 年后， 团组织之外的其他社团的数量和活动范围有所缩小， 这些
组织的活动及其社会粘连作用反而得到了持续和增强。
当然，就以上三方面力量发挥作用的比重而言，国家型构社会组织
的力量不仅是主导的， 而且决定了后两种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及强弱
程度。 群团组织之外的社团的作用居中，而社会边缘性组织在社会事务
上自行填空的力量最为薄弱。 因此，依照这个方式型构的中国社会组织
体系在此后几十年间与国家建设的协配性很强， 但处理社会事务的能
力相对较弱； 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体系的改革再生产则需要着重
激活社会组织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

三、 进一步的抽象尝试

上述现象发现足以激发一些认识，其中一些当属“正向”激发。 例
如，它有助于认识当前中国社团结构的特点，后者几乎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型构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类型的再生产， 而且只要国家需要
保持社会力量围绕政权建设、国家建设的目标，只要社会精英仍然把社
会组织作为发展选择之一， 只要社会生活中仍存在一些既需要组织又
需要低成本处理的内容， 这个体系的再生产和局部改革型再生产仍会
延续。 如果再拓展到比较视野，应该还会发现社会组织体系分类原来被
归于两个类型：一种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型的社会组织体系，在现代西方
社会中很常见；另一种是以民间自行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在传统
社会中是常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组织体系大体构成了国家
领导或主导的第三类型。当然，也可能会对另一个方向产生激发。例如，
一些研究者似乎更有理由断言中国特殊论， 西方社会组织理论不适用
于解释中国； 另一些研究者似乎更有理由断言这个类型根本不属于社
会组织类型。 这两种意见或判断看上去完全相反， 但存在一个相同之
处，即本质上都直接以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和理论为蓝本。 于我而言，这
项研究属于笔者关于中国社会样态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有同时进
行的基层社会研究、单位化社会研究的联动和启发，笔者有理由把国家
重构社会组织理解为重构社会的一部分， 也有理由在比较视野里探寻
有没有其他的关系类型，并进行更高层级的抽象。 笔者得出的抽象结论
是：现代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安排的“副产品”，而且存在基本类型；
社会组织体系的类型体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 如果不使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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