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意义的。 但在学术上也是有陷阱的，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
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尽管也是价
值观走向多元化的过程， 但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这一规律并没有因此
而改变。 如果像有些学者那样，进而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题扩
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 ” 10
李培林所说的“误区”其实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否认特殊性最
终会以某种方式趋同于已经普及的某种国际大趋势 （普遍性作为普遍
趋势）；另一方面，否认一个国家的特殊性包含任何与其他国家的相似
性、共同性或普遍性，因此，无需从特殊上升到普遍（普遍性作为不同国
家之间的某种相同性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提炼）。 无论陷入哪一种“误
区”，其学术话语要想得到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都不太令人乐观。
但是，中国学者感到急迫的问题，国外学者或许并不觉得急迫。 反
之亦然。 从跨国交流的角度看，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社会学知识，是因
为它对我们有启发。 之所以有启发，可能是因为它蕴含了某种普遍性，
其中包括国外知识产生地与 中 国 之 间的某 种 相 似 性 。 正 是这 种 相 似
性，让知识的应用范围超越了知识产生地。 可见，知识所蕴含的普遍性
构成了知识被跨国接受和承认的基础。 显然，中国学者如果不能把对
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提炼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理论，国外学者的确也
没有理由来关心。 我们只有把急迫的、特殊的实际问题中所蕴含的一
般性、普遍性原理揭示出来，并上升为带有普遍性（如类型普遍性）的
理论、范式或话语体系，国际同行才可能产生兴趣，我们才有可能得到
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而不只是“元素性承认”。 当然，我们的学术
研究并不是为了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才做的，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
问题。 不过我们的目标其实可以更高一些：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同
时，顺带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学派。 为此，中国社会
学要从对中国特殊现实的研究中揭示出某种普遍性（类型普遍性或国
际普遍性）。
以类型普遍性为例。 中国的社会科学要超越中国特殊性，进入到类
型普遍性，需要采取国际比较的路径。 只有在世界的坐标系中，中国现
实所代表的类型普遍性才能更清楚地呈现。 因此，要克服“特殊性取向”

10. 李培林. 2000. 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 方法的导入[J]. 社会学研 究（1）：88-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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