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社会》2022年第6期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性知识上有所突破或贡献， 不能提出带有国际普遍性或类型普遍性的
原理性知识，那么，就很难指望学术共同体的成果会获得国际同行的框
架性承认。 这种学术生态所形成的学术话语，难免会沦落为偏于一隅的
特殊知识。 就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看，它的
确有用，但要指望把它拓展应用到更大的国际范围，并得到国际同行的
框架性承认，就比较困难。
不可否认，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对
此应展开研究。 在这里，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决策导向的实证
研究，即通过研究为有关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 另一种
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即通过研究从特殊的田野资料中概括出具有
某种普遍性或普适性的理论。 这种研究强调从特殊上升到普遍，而普遍
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球通用的普适型普遍，另一种是只在某种类型
中适用的类型普遍性。
学术研究的实用倾向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 但如果我们所形成的
知识仅仅停留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层面， 而不能从特殊性知识上升到某
种范围的普遍性知识，就构成实现社会学中国化 2.0 版目标的障碍。 可
以说，在国内高校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共同体中，至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内，似乎存在一种“学术取向短板”：过于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太
重视从经验研究上升到一般理论。 或者说，只关注中国的特殊性，而不
关注中国的特殊性背后所蕴含的类型普遍性。 这种“特殊性取向”在一
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在国际承认市场中的地位。
为什么一些高校学者会认可“特殊性取向”呢？笔者认为，一些国内
学者持有一种“实体型普遍”观（“如果特殊实体足够大，它本身即是普
遍”）：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国的特殊实体本身就构成一
种普遍。 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问题。 于
是，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现实研究”。 这种“中
国特殊即普遍”的理念，导致国内一些学者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也不
大愿意拿国内的研究对象与国际参照群体进行比较。 以人类社会为对
象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事实上被“窄化”为中国研究。 9 针对这种情
形，李培林指出：“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的‘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

9. 陈映芳. 2015. 今天我们怎样实 践学术 本土化———以 国家—社会关 系范式 的应用为
例[J]. 探索与争鸣（11）：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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