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9 - 《社会》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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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利益”（维持生存与经济理性）与“道义”（信誉与公平）成为近代江
南说书艺人“走码头”的生存逻辑。随着评弹行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艺
人“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逐渐淡化了行业道义”的情况，这反映出近
代江南地区“受资本市场的冲击”。
回顾以往的研究， 对于在人口流动增大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与陌生
人之关系的问题，学界主要关注了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之间如何生
成、处理社会关系，学界最终将其归结为小传统色彩更明显的“义气”；
二是乡土社会如何接纳流动人口，最终导入大传统的“义”中。 此外，利
益或经济理性也被学者关注到。 简言之，人口流动下社会关系的生成与
运作最终仍未走出“义利之辨”的范畴。
梳理丧礼相声文本可以发现，在“义利之辨”的基础上，人口流动与
京津文化碰撞出了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社会关系生成与运作的逻辑：“交
情”与“占便宜”。 如《白事会》中甲强调操办丧礼是因为两人“有交情”，
《福寿全》中的甲表示交了乙这个朋友；又如《白事会》中甲通过操办丧
礼而克扣礼金以及甲、乙口头上相互占便宜，《福寿全》中乙获得金条甚
至是逝者的遗产。
首先来看交情。 从相声文本来看， 交情一词的语义基础是两人有
“关系”，在“关系”之上又含有两人关系好，可以互相协助之意。 这一点
看似与义气相近，实则不然。 义气借由结义的仪程（歃血、叩拜、赌咒发
誓）成为流民社会内部关系的刚性约束（李恭忠，2017）；相比之下，交情
则是限定在两人之间更富弹性的纽带，可深可浅。 在人口流动增大的背
景下，人们既需要有深交，也离不开浅交，那些浅交的“场面上的朋友”
同样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要注意“交浅不可言深”，即
便有交情，也可能在关键时刻表示“交情没到那一步”。汪曾祺所观察到
的北京胡同文化一方面重视“礼数”，另一方面则“不管他人瓦上霜”，
也正是有交情却不深的表现。于是，一句“咱哥俩有交情”看似道尽了两
人的关系，实则又什么都没有承诺。
对比“交情”与“义”可以发现，交情基本上在义的基础上生发与变
通。对于儒家传统中的“义”，其抽象解释也一般指向“合适”“应当”，如
“义，合宜也”（《论语义疏》）、“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义”具
象化的解释则主要指向“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
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义”首先是普遍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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