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者社会关系网的质疑。 对此， 甲表示将对外宣称逝者生前“有个外宅
儿”，即乙是逝者与隐匿在外的姨太太的儿子。面对这一解释，乙虽不满
自己的名分是“姨太太生的”，但也表示同意（刘英男，2011a：460）。

四、 基于丧礼相声文本的讨论

（一）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社会关系运作的背景：人口流动碰
撞城市文化
无论是《白事会》中逝者富有的已出嫁的女儿被优先赋予决定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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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的权力， 还是 《福寿全》 中的陌生人为了好处披麻戴孝甚至打幡
儿，都可以视为血缘伦理被经济实力挑战的现象，与此前学者关注的血
缘伦理被经济理性侵蚀似无不同（董磊明、李蹊，2015；鞠熙，2017）。 对
此，本文认为，不能将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简单地视作经
济理性挑战血缘伦理， 经济理性与血缘伦理的调适有其限度与深层原
因——人口流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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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社会中，人在五服秩序中各安名分，并通过仪式和行为规范
对此加以彰显。而仪式与行为规范甚至名分是否“合于礼数”，都受到舆
论的 品 评 与 监 督 ， 京 津 俗 语 谓 之“舌 头 根 子 底 下 压 死 人 ”（刘 英 男 ，
2011d：249）。 于是乎，以经济地位挑战血缘伦理不单是对血缘伦理的挑
战，更是在触碰舆论的底线。 费孝通先生（2015：64）指出：
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礼则
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
这一思路在民国时期的京津被化作更通俗的表述：“不去给亲友们
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老舍，2008：464）。 细言之，舆论
压力既包括“亲”（家族内部），也包括“友”（家族以外），而来自家族内
部的舆论压力往往强于来自家族之外的舆论压力。 在民国时期的京津，
人口流动使得家族不复存在，来自家族内部的舆论压力也随之消失。

8. 已出嫁女儿主持丧礼是旗人丧俗。 在清代旗俗中，娘家人将未出嫁女称作“姑奶奶”，
地位仅次于公婆，已出嫁女在娘家依旧为“姑奶奶”，享有较高的地位。 马志明表演本、高
英培表演本中均明确将大姐称作“姑奶奶”，系借用旗人表述。 如依照旗人丧俗，即便由
大姐主持丧礼，也很难将之视作经济实力挑战血缘伦理。 本文在此将大姐被优先赋予确
定丧礼规格的权力视作经济实力挑战血缘伦理的现象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白事会》
各版本均没有强调逝者是旗人，乙大姐也明确称自己为“外人”；其次，表演中反复强调
了乙大姐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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