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6 - 《社会》2022年第6期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舍，2008：462）。 而民人在繁重的生计压力下，常常在行为规范与仪式标
准上“从权”“从简”，并用“心意到了”为之赋予合理性。 从旗民间的互
评来看，民人“嫌旗门儿规矩多”，而旗人认为民人有“民气”，意为“不
大气，扣扣索索”（定宜庄，2016：145）。
2. 旗人生活方式对民国时期京津城市文化与社会关系运作的影响
吴宗祜（1984：246）发现，旗人生活方式对民国时期北京市民的影
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多数人不愿从事生产，追求“住闲”；二是生
活细节上追求讲“谱”。 赵园（2014：229）观察到，受旗人文化的影响，北
京市民重视乡土社会的“分”，追求“守分”。 来新夏（ 2013：226）则注意
到，一方面，天津城市文化中冒险创业的意识较为淡薄；另一方面，其又
有“追 求 虚 荣 的‘外 面 儿 ’性 格 ”，这 尤 其 体 现 在 婚 丧 嫁 娶 等 民 间 仪 俗
上。 细言之，不愿从事生产反映了京津城市文化受旗人影响，产生了某
种对经济理性的轻视心态。 而所谓的“谱”“外面儿”“分”，则从典礼仪
式、日常待人接物以及等差名分等方面反映了对“礼数”的重视。
受此影响，在城市人口流动增大的背景下，京津平民的社区关系有
独特的样貌。 4 京味小说家汪曾祺（2021：267）发现，北京胡同大杂院的
人际关系有此特点：一方面，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
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另
一方面，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但他们对于“处街坊”也很
讲究。“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 谁家有点事， 婚丧嫁娶， 都得
“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恼，否则就不合“礼数”。 但在平常日子，交
往并不多，“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天津作家倪斯霆（2012：139）则发现，天津大杂院往往“院子套院子
地住着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其中住有“五方杂处从事不同营生的人
员”。 正是大杂院“大而杂”“不受约束的随心所欲”的居住形态，“形成
了天津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流动生存方式”。
两位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样貌，它
4. 当然， 除了旗人生活方式， 民国时期京津社会关系运作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其他方面
的影响。 清朝至民国期间，华北乡村普遍存在家庭规模小、商品化程度低的现象（黄宗
智，2014b：269）。“冀—鲁西北平原的大部分村民，仍有相当闭塞的世界观———他们一般
只和同村的人聊天往来。 而街坊之间的纽带关 系更富有准宗 族关系的色彩”（黄宗智，
2014a：257）。 由于民国时期京津的流入人口主要来自华北，华北的情况对于流动人口进
城后的社会关系生成运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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