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22年第6期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活经验中。黄克武（1989）指出，“笑是沟通的一种方式，也是心灵火花的
碰撞， 唯有成功而即时的沟通才能引发出会心的笑”。 林培瑞（Link，
2016：218）认为，“相声或许是最深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中国艺术”。
综上所述，相声与民国时期的京津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关系。相声艺
人张寿臣发现， 相声只有在京津等城市才能获得观众青睐 （张立林，
2005：47）。细言之，一方面，相声插科打诨、油嘴滑舌的表演风格形成了
“京油子、卫（天津卫）嘴子”的地方文化共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
国编辑委员会，2008：556）；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京津在旗人文化与码
头文化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帮闲”群体与“帮闲”心态，也深刻塑造了相
声“起哄架秧子”的表演形式。 鲁迅（ 2005：289）认为帮闲群体及其心态
是“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的身份出现
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
开去”。“帮闲”群体及其“帮闲”心态还深入民国时期京津社会的方方面
面，甚至形成了“‘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城市印象（鲁迅，2005：453）。
本文所关注的丧礼相声是一类以丧礼为背景的传统相声， 代表剧
目如《白事会》《福寿全》《夸讲究》《师傅经》《哭当票》等。 虽然华北民间
普遍存在针对高寿逝者的喜丧，但总的来说，丧礼的基本面还是庄严肃
穆悲伤的。 因此，用丧礼找笑料就显得格外刺眼，笑与丧之间巨大的反
差正是用“失常”反思“正常”。 丧礼相声既渲染了处处讲究、程序繁琐
的丧礼， 也用夸张、 扭曲的方式使丧礼变成一场闹剧而引发观众的笑
声。 前者透露出相声所代表的旗人文化对于繁琐礼数的重视，后者则展
现了相声所蕴含的流民文化、 码头文化对于严肃血缘伦理的某种戏谑
心理。 这种在表面文章“礼数”（特别是铺张的仪式）上郑重其事，而在
精神内核“慈孝关系”上戏谑调侃的矛盾行为，正折射了民国时期京津
城市文化与人口流动碰撞下的“帮闲”心态。
基于“反常”的相声有时候也能捅破很多心照不宣的“窗户纸”，把
日常生活中难言、讳言的意思用正话反说的方式加以表达。 譬如，丧礼
相声《师傅经》就点破了京津丧礼讲究的僧道番尼四棚经的悖论之处：
和尚超度亡魂往西方极乐世界，道士请亡魂往东方蓬莱，尼姑请亡魂往
南海观音处，喇嘛请亡魂往北方世界，结果“亡魂一琢磨，干脆，我拜四
方得了”（刘英男，2011d：300-301）。 正因为丧礼是严肃的，参与者都尽
力维护庄严肃穆的氛围，而不是去道破其中的盘根错节、明枪暗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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