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此僧道番尼四棚经在“正常”话语中是丧礼高规格的表现。 恰恰是聚焦
“失常”“反常”“超常”的丧礼相声，反而戳破了大家（至少是一部分人）
心中的疑惑。 综上，透过被戳破的丧礼，能够更深入地解剖丧礼中展现
的社会关系运作过程。

二、 民国时期京津的人口流动与“铁杆庄稼”影响下的城市
文化

（一）民国时期京津的人口流动
北京和天津是民国时期北方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人口流动频繁。
1929 年，在北京 136 余万人口中，本籍占 50.6%，华北各省移民占比超过
40%。 2 到了 1936 年，在北京 150 余万人口中，本籍的占比已降至42.5%，
华北各省移民占比则超过了 45%（李慕真，1987：54）。 天津则完全是移
民城市，其形成就与明初建卫时的军事移民有关。至清初，“本卫土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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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凋零殆尽，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 民国时期天津的发展则得
益于开埠后的移民潮（高艳林，2002：300）。
根据杜俊 东（ 1934）统 计 的 1929—1932 年 间 北 京 内 外 城各 区 的人
口数据，以及 1936—1937 年出刊的《天津市政府公报》中 1936 年 1 月
至 1937 年 1 月间天津的人口数据，可以大致从几个维度梳理出民国时
期京津人口流动的特点。 首先，20 世纪 20—30 年代，京津两城平均每
月都会有 2 万余人迁出，并有几乎相同数量的人口迁入。 结合京津总人
口情况来看，两城每年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 其次，京津
两地的人口流动有着明显的季节性， 每年农历新年与夏季麦收期间人
口流动最少，而农历新年前后一个月左右的人口流动最频繁。 由此可以
推测，围绕着农历新年与夏季麦收有一个返乡与进城的人口流动大潮。
李景汉（1926）曾经关注到，北京附近的农民会在冬季农闲时进城拉洋
车，所以冬季洋车夫的数量比夏季多出约 6%。 最后，在人口流动下，大
家族、 宗族难以维系。 1929—1932 年间， 北京户均人口数从 5.5 降至
5.3，1936 年天津户均人口数则只有 4.7 左右。 王玉茹（2007：188）在近
代社会调查资料与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 近代中国家庭规模保
2. 数据选自： 北平特别市市政府，1929，《北平特别市市民籍贯统计表》（民国十八年），《北平
特别市市政府公报》，第 19 期.
3. 参见：薛柱斗、高必达，1934，《新校天津卫志》（卷二），出版地、出版社不详，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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