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22年第6期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持在 5.3—5.5 人上下，对比这一数据可见，民国时期京津家庭规模情
况已处于小家庭占主导的局面。
（二）“铁杆庄稼”影响下的城市文化
相较于人口流动更频繁、流动规模更大的上海而言，京津存在数量
庞大的旗人群体， 他们虽远离土地但有着与乡土社会相似的思维和生
活方式，并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京津的城市文化。
1. 旗人的“铁杆庄稼”与生活方式
清初，八旗军事移民大量迁入北京内城。 截至 1910 年，北京 110 余
万人口中有 43 万旗人（李慕真，1987：45），袁世凯称帝时曾调查发现，北
京满族人口数为 60 万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
编辑委员会，2009：75）。 天津旗人数量虽然极为有限，但多是在清末天
津开埠尤其是清帝逊位后旅居于天津租界的 王 公 贵 族 或 与之 有 关 者
（李竞能，1987：343-344；定宜庄，1999：40），其影响力不可以人数计。
旗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其生活方式有许多特点。
首先，旗人在自由流动方面受到限制，旗人擅自离开北京或驻地即
属于私下逃旗。而一般民人在“地随丁起”政策实施后，与土地的依附关
系减轻，自由流动的限制较少。 故清代旗人相对民人在自由迁徒方面更
为受限（鹿智钧，2019：283-284），并出现类似乡土社会的安土重迁意识。
其次，旗人的生计来源———薪饷和旗地———间接或直接地与“土”
发生联系。薪饷分为月饷银（每月一次）与季米（每季一次），由于薪饷按时
发放，时人谓之“铁杆庄稼老米树”（刘小萌，2000：46-48）。 用“庄稼”
“ 米树”作为薪饷收入的代名词体现了某种对于“土”“作物”“收获”等
乡土概念的继承。 旗地是清廷在北京周围数百里内强占的民地，一般旗
人除了能按时领取薪饷外，还能从旗地获得一定的收益。
清代八旗在本质上是寓兵于民，旗人薪饷正是这一制度的体现。为
保持旗人职业士兵的战斗作风，旗人不能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活动。 结
合“铁杆庄稼老米树”的固定收入，很多旗人对于谋划生计、追求财富十
分轻视。 据溥仪胞弟溥杰（2000：222）回忆，其幼时“无意中在窗玻璃上
写了‘小米半斤’四字，我母亲见了大发雷霆，严厉地责备了我一顿。 主
要的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不只王公贵族，一般旗人也多有此
心态。 清宗室后人金子开回忆其年轻时外出做工，“早晨上工、 晚上回
家，仍然穿长袍，在半路上换上或脱下劳动的服装。 当邻里中熟人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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