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22年第6期

再造微笑：实践知识在唇腭裂治疗中的生成

塑的（古雅琳、于成，2019； Conrad and Barker， 2010； Bury， 1986）。
对于疾痛的关注能够帮助社会学家提炼出单独的分析主题， 然而
也有学者指出， 尽管建构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在本体论上先于自
然现实，也不意味着社会因素单独决定了自然的运行方式，但“社会建
构”的使用的确赋予了“社会”以某种因果优先性，从而不利于对社会与
科学的构成要素展开对称性探索（星加良司，2015； Jasanoff， 2004： 19，
转引自 Hacking，1999）。 同时，无休止地谴责事实知识的“建构”而忽视
医疗保健的“技术”或“生物”面向，可能导致社会学研究一直围绕医学
的“社 会 现 象 ”展 开 ，始 终 背 对 着 医 学 的 核 心（Casper and Berg， 1995:
396-397）。 具体到医学社会学领域而言，一味强调建构主义可能导致对
医疗的物质性、 技术性与疾病本身的忽视， 进而使研究远离实务需求
（林文源，2017；Casper and Berg， 1995）。
重视医疗实务和技术 的 实践 转 向 受 到了 科 学 、 技 术 与 社 会 研 究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启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沿袭知
识社会学的脉络，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通过大量的民族志来重新检视
科学家们如何建立科学发现的真实性 （如 Latour， 1987；Knorr鄄Cetina，
1981）。 他们的研究表明，知识的可信度不源于内在的理性品质，因为理
性本身就是特定的具体知识过程的产物，因此，研究者的任务是跟踪具
体的科学行动， 调查不同的知识要素如何转化为与学科相关的事实知
识。 这样的研究取向证明了理性与客观性不是科学家工作的普遍准则，
而是可以追踪的、讨论的主题，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可能随着时间变化
的品质（Timmermans and Berg， 2003）。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启发
下，重回“疾病”的社会学专注于实践并观察医疗实务如何促生特定的
行动。这里的“实践”指的是执行任务、一起工作以及将某个事或物转变
成另 一 个 事 或 物 的 过 程（Timmermans and Haas， 2008），这 样 的“实践 ”
策略关注的是谁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后果。 而医疗社会学
的经验研究则强调社会面与生物面的互动，探寻社会与疾病相互影响的、
动态的多重机制、过程与路径（Timmermans and Haas， 2008；Timmermans，
2007：23-31； Pickering，1992）， 关注规范进入 实践 时 可 能 会 发 生的 冲
突、分歧、抵触或二者在矛盾、协作与紧张关系中的共存。 换言之，医疗
实践中没有独立单一的知识，只有镶嵌于具体医疗社会场景中的“实践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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