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社会》2022年第6期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社会学》一文中，费孝通（2009k：249-250）指出在派克的理论中人际关
系包含两个层次：“基础层次是共存关系， 和其他动植物一样都是通过
适应、竞争，在空间中获得个人所处的地位，相互间可以互相利用，维持
生存，也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利害关系；但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层次，性质
不同于前者，就是痛痒相关、荣辱与共的道义关系”。
这里所说的“痛痒相关”“道义”正是地方团体道德生活的基础。 对
此，费孝通（ 2009d：311）说道：“同心同德，大家为了一个公共的企图而
分工努力，就是派克所谓的 consensus。 在这种契洽关系中，才发生道德，
不单是利害了；在这里才有忠恕之道，才有社会，才有团体”。 此外，费
孝通（ 2009d：224）也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做了论述。 他认
为，人的生物性是自足的，对于他人的感受是无从意会的，只有当人类
最初发明了语言，才具备了共同的象征体系，再基于相同的经验，才能
够产生痛痒相关；痛痒相关是指有类似或相同经验（亲密接触）基础上
的人们之间的“推己及人”。 对于道义，他在 1945 年的《初访美国》里说
道：“都会的沉重压着每个慌乱紧张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人群中的孤
独。 人好像被水冲断了根，浮萍似地漂着，一个是一个，中间缺了链。 今
天那样地挤得紧，明天在天南地北，连名字也不肯低低地唤一声。 没有
了恩怨，还有什么道义，文化积成了累”（费孝通，2009c：413）。 17
受马林诺夫斯基、涂尔干以及早期燕京学派的多重且复杂的影响，
费孝通进一步追问了这种地方团体道德生活的情感根源及其对于国家
团体的重要性。 费孝通（2009e：468-469）认为，现代国家的产生要建立
在社会意识之上，而社会意识是以人民与国家间的情谊为基础的；在此
过程中，道德得以产生，“道德本是社会性的，在推己及人时，在社会意
识上才能发生”。 费孝通还强调地方团体在国家团体中的重要性，他认
为“国家是地方的综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重提“桑梓情谊”，认为
它是维系人与地方社会的心理关联， 同时也是促成人与国家团体间情
谊发生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村镇地方团体”才得以成为一种
现代地方社会组织。
也就是说，只有在痛痒相关的基础上，才有团体的产生。 对于当时
的中国而言， 地方团体的产生要依靠地方情结， 也就是桑梓情谊的作

17. 早在 1933 年《社会学家派克教授论中国》一文中，费孝通（2009a：134）就指出中国与
西洋的不同在于，西洋的政治形式是帝国或政治的个体，中国不是，中国是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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