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序来作继替原则时缺乏弹性，因为“社会分子的退伍和入社和生理的死
亡和成熟可以不同，前者是由社会来规定的”，对此，费孝通就举了当时
中国农村里的例子，由于生育年龄较早，形成了隔代相承的原则。 而这
一点在大家庭中容易形成家长制，由家长来决定入社的资格，从而导致
亲子、同胞在情感与现实间的冲突（费孝通，2009d：338）。 亲属体系所撑
起的原则在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长远看是公平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彻
底的（费孝通，2009d：356-357）。
不难理解，费孝通之所以认为亲属原则是不彻底的，是因为有更好
的原则可以去期待与实现。 他对亲属原则的反思体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很难产生出一种超越性的“爱”，即“不分差序的兼爱”。 人们的道德
观念是具体的，比如可以批评别人贪污，但若是自己的父亲贪污，不但
不批评，还会代其讳隐（费孝通，2009f：135-136）。 这阻碍了一种无差别
的道德观念的产生。第二，基于亲属原则而产生的差序格局都是以“我”
为中心推陈出去，私人关系贯穿其中，模糊了群己界限。确切而言，将公
与私变为相对的了（费孝通，2009f：130）。 这阻碍了权利和义务的清晰
区分。 总体而言，亲属原则充斥着人情，阻碍着个人与超越性的群体之
间建立道德关联，也阻碍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共规则的建立，总之，不
利于西洋法理社会在中国的实现。
正如费孝通（ 2009f：194）在《所谓家庭中心说》中所思考的，在新的
历史时期，也许不应该再像新儒家那样仅仅强调亲属团体的核心地位，
而应该看到乡土中国中另外一种地方结合的重要性， 进而去探索如何
将“人情”从这种地方结合中祛除，从而促进经济事业的有效发展，同时
让家庭退回到私人范畴，让人的感情生活在家庭中充分发生和发展，让
家庭承担起一种应有的全新功能。
三、 桑梓情谊与村镇地方团体

上文中费孝通所说的另外一种地方结合，就是“村镇地方团体”。这
一提法及相关论述也是费孝通对于早期燕京学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20 世 纪 20 年 代 末 ， 杨 开 道 在 引 入 美 国 农 村 社 会学 理 论 时 ， 主 张 将
community 译为“共同社会”，并且认为中国的农村就是一种“地方共同
社会”（参见侯俊丹，2021；阎明，2010：92）。 杨开道继而还提出了“市镇
社会”和“乡镇共同体”（rurban community）的说法，指出以市场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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