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设置中，中国传统的“亲属情谊”和“桑梓情谊”都 发 生 了 本 质 性 的 变
化。 退回到私人领域的“家”中的“亲属情谊”更注重的是夫妻、亲子之
间的情感，被推到公共领域的“村镇地方团体”中的“桑梓情谊”则更强
调人对某一地方的普遍情感以及地方团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痛痒相关。
这是费孝通结合中国文明， 在反思西洋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
现代化发展提出的一个基本思考。
费孝通对于情感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对于理性启蒙的反思上。 这表
现在他对于上一辈学人开展的乡村建设、 平民识字教育等运动的不满
上（参见李友梅，2010；李支梅、耿敬，2020；徐勇，1996）。 他认为，“19 世
纪是个理性主义的时代，20 世纪却又转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时代”（费孝
通 ，2009c：224）；20 世 纪 是“平 民 世 纪 ”的来 临（费 孝 通 ，2009d：10），是
支持普通人表达经验、看法和意见的世纪，不再是少数人表达真理和教
条的时代（费孝通，2009e：120）；中国 20 世纪的启蒙是与理性启蒙不同
的一种启蒙方式。 不难看出，在早年的社会思想中，费孝通强调人是作
为理智与情感的综合整体。 虽然他对于情感与社会团结之间关系的思
考与涂尔干有某种一致性，即认为人的社会性方面是社会团结的基础，
但是他并未因此否定人的生物性方面。 相反，他认为人的基本需求、欲
望、情感都应该被正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建立“健全社会”的
基本条件。 从学理上讲，费孝通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理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由梁启超和鲁迅等人的科学与玄学之
争所开启的中国情感启蒙（参见王 汎 森，2015）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费孝通。 费孝通将英国的情感主义与中国的情感启蒙思潮相结合，巧
妙地运用到了乡土中国的研究中。 费孝通早年社会理论的一个基本基
调就是向前的、充满创造性的。 这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精妙地结合
在了一起，即重建一个新的中国。 这种基调也与青年结合在一起，正如
他在 1945 年的《青年已尽责》中说的：“历史的使命于是降到青年的头
上”，青年是血性方刚、感情激昂的，是为未来社会服务的人（费孝通，
2009c：554-555）。
需要指出的是，在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中，他在社会理论上基本
悬置了“情感”，直到晚年他对“心态”的强调似乎是对“情感”的一种回
归。 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再次强调了桑梓情谊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
的重要性， 他说：“一个人爱国总是从爱乡开始的。 我们不是搞地方主

·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