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为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国家团体发展的地方团体和情感基础。
那么，为什么费孝通在这里承认的是“桑梓情谊”，而非乡土中国里
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情感“亲属情谊”呢？

二、 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

正如王建民（2016）指出的，费孝通早年的学术讨论是在晚清民国
以降的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下进行的，包括严复、杜亚泉、潘光旦、梁启
超、梁漱溟等。 当时这批新儒家的一个基本共识在于，传统中国是家本
位，西洋是社会本位（梁漱溟，2020：30）。 梁漱溟（2020：75）还进一步指
出， 西洋的社会本位较为强调团体和个人的发展， 而中国则是偏重家
庭，团体和个人受到限制。 他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家族与西洋
的团体生活二者不相容，因为以家族本位很难发展出真正的地方自治，
更别说现代国家。
费孝通 （ 2009e：6；2009l：476） 继承了这一传统， 他也一直强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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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亲属关系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认为这不利于工业文明
和现代国家的形成。 有意思的是， 他先从儒学的视角解释其中原因在
于，“推己及人”只能发生在家庭和家庭所扩大的家族中，这里可以形成
一个道义的、痛痒相关的团体，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变成了“惟利而
已”的领域，所以中国缺乏公民观念（费孝通，2009f：193）。 但他并不认
同这一解释。 他认为，家庭之所以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团体，
是因为中国的家庭重心在经济和生育方面而非私人感情上， 中国人的
感情生活发生在家庭之外的同性之间；在乡土社会中，与家庭并存且同
样重要的还有地方团体，但同性之间的感情（“人情”）充斥其中，从而
“ 阻遏了根据于‘利’的法理的发展”（费孝通，2009f：194）。
与新儒家相比，费孝通对于家庭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化间关系的思
考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图景。 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费孝
通的相关思考与探索：第一，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应该如何重新配置
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 在这方面，他更倾向于认可英美社会中家庭
所充当的角色，即它是人们感情的共同生活。第二，他运用人类学中“继
替原则”和亲属关系的相关理论，讨论了中国家族亲属团体在现代中国
诞生过程中能否成为政治社会之基础的问题。

6. 在晚年回忆的时候，他追溯了这一思想形成的历程（参见费孝通，2009l：47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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