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22年第5期

兴趣与行动意义的生成：从反思实用主义看杜威的教育思想

他认为，如果把集体行为的目标界定为单一的效率的话，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方式将是非常异化的，因为没有活泼而相互激励的社会
生活，就不会有丰富的感情和思想。 以效率为导向的社会生活也会激发
一种高度的理智（ intense intelligence），它或许和知识和技能有关，但是
和丰富的心灵没有关系，反而是心灵的缺失（absence of mind）以及相应
的对情感生活的扭曲（a corresponding distortion of emotional life）。 杜威因
此赋予人的日常工作以一种特别的道德意味， 它不仅与个体的兴趣关
切有关，而且是人经由与他人经验的共感共通而丰富人性的道路。
因此，日常工作中的上手去“做”是一项具有创造力的行动，正如约
阿斯（ Joas， 1993： 4）所言的“creative action”，而不是像霍克海默所批评
的那样，实用主义将人的行动化约为劳动（ labor），完全不具备精神性和
人格； 自我保存是这种行动理性的基础， 除此之外没有更高的行动准
则。 杜威兴趣论中无论是关于意志还是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讨论，都证明
行动受到主体深层价值感的推动， 而不是为了单纯在功效上适应和利
用环境。 与他人在心灵而不是单纯理智上的人性连接更是将这一行动者与
批判理论所设想的现代资本主义情境下孤立的理性人区分开来。 这样的
行动人格更接近文章开始时韦伯谈到的那些开辟新疆域的美国人。

六、 结语

杜威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芝大期间，杜威让教育成
为大学的核心关注，联结了大学和基础教育的纽带。 浸润于大学自由教
育（liberal education）传统中的教育思考，不仅从心理学、哲学、历史学和
社会科学中汲取知识的源泉，而且将人在问题处境（problem）中的行动
可能视为教育一以贯之的本意。 只是，杜威的思想无力阻挡在教育领域
中正在发生的与工业组织日渐合流的效率至上的原则以及教育专家或
者教育工程师（Bobbitt， 1913； Callahan， 1962）日渐上升的支配力量。 无
怪乎 20 世纪 50 年代芝大校长金普顿（Lawrence A. Kimpton）在 面 临教
育日渐技术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下，一再呼吁要珍视杜威的遗产，不可忘
却教育的本意（Kimpton， 1957）。 18 尽管如此，杜威的影响仍在教育学之

18. 金普顿（Kimpton，1957：35）指出，在杜威之后，伴随着 教育学 科的专 业 化 、师 范培训
的扩张和教师行业的规范化，教育学院成为孤立的专业化的学院，失去了原先凝聚大学
共识的地位，甚至被边缘化，大学与中小学的教育实践隔离。 作为芝大校长的（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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