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呈现了一个等级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和地方化的层层分包体系。 朝廷之
下，从巡抚、知府到州县官是一个层层分包的体系，每一级的地方官员
是其辖区治理事务的综合承包人，尤其是州县官，作为地方事务的最终
承包人，既要负责国家的资源汲取（纳税完粮），又要直接或协助提供地
方公共产品。总承包方的身份使得地方官与地方社会精英（士绅、商人）
之间既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如在纳税完粮、派发徭役方面），又经常成为
利益共同体（如提供地方公共产品和维护民间私人秩序），地方官尽力
与地方精英携手，一起面对朝廷的考核与问责。 地方官在将相关公共事
务外包给社会精英的同时，也负有引导、组织和监督的职责，从而助力
地方士绅提供必要的地方公共产品（如道路、水利、救恤、团练），维持
地方的社会稳定。
从皇帝开始，层层属地化的行政发包体系体现了“一元化权力”与
“多元化治理体系”的结合与互动。 一方面，国家权力是统一和绝对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帝制治理体系的权
力一元化强调皇权的“支配性”和“可控性”，表现为官府权力对于社会
方方面面的渗透与控制，既包括国家直接占有土地（官田），控制战略性
资源（如盐铁专卖） 和国家意识形态 （礼仪教化）， 也包括国家对于乡
约、宗族、会馆等社区性或准私人性活动的监管，贯彻了国家治理的“全
覆盖”“无死角”原则。 如果出现了新的社会团体或利益主体（如宋以后
出现的地方宗族，明清时期涌现的商人会馆），或新的意识形态活动（如
佛教、乡约、民间祭祀），国家将观察、评估其潜在的统治风险，根据具
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比较典型的策略是“吸纳”，如民间自
发产生的乡约最终“官方化”，宗族演变成国家的准行政治理单元（官方
授权“族正”管理宗族内部的综合事务），商人会馆取得官方许可并主动
“承包”部分政府治理职能。 如果国家政权受到威胁，则采取“弹压”的
方式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如焚烧寺庙、严禁民间祭祀）。帝国治理的底
线是不允许任何社会团体彻底“游离”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而成为对抗
性力量，而这正是“行政发包”这个视角特别契合中华帝制时代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地方：一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笼罩在国家“一统性”权
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如里甲制、保甲制、什伍制），接受“行政性”
力量的覆盖和相机调控，最大限度控制统治风险。 一些满足合法性要求
（如贯彻国家意志）的精英群体或社会团体获得行政外包资格，被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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