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22年第5期
P. 39
社会·2022·5
利益集团不受侵犯， 关于政治秩序的社会谈判或宪政设计势必要划定
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边界，这是西方国家“市民社会”“有限政府”理念产
生的深层背景。 16 如果以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为基准做比较，中华帝
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将国家—社会之间潜在的政治问题
“行政化”，通过赋予社会承包方“准官方”身份而将社会团体纳入行政
外包体系，不同利益群体与国家权力的政治博弈、对抗、冲突也被“吸
纳”在行政维度之内加以协调解决。
本文给出的关于国家权力的新解释与科斯界定的关于企业科层制
的权力功能的定义有相似之处（ Coase， 1937）。科斯认为，企业内部通过
（行政）权力完成交易，相比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而言，有助
于发挥统一指挥的协调整合功能而降低交易成本。 虽然企业科层制的
行政权力的法理基础仍然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和支配性， 但科斯
更强调权力的强制性和支配性所支撑的资源配置功能， 即行政协调相
比市场协调的优越性———降低交易成本。 从韦伯到科斯，对于权力的诠
释相当于从权利的对抗性和再分配性转移到了利益的兼容共赢和资源
的优化配置。 我们所聚焦的形式多样的行政外包形态， 可以理解为在
“大一统”的帝国组织之内国家权力与民间团体的自主性的不同配置组
合，在控制统治风险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治理成本，实现王朝国家的治理
目标。 按照这个新的分析视角，理解中华帝制时代国家—社会关系（官
民互动）的核心维度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支配性、控制力和渗透性，
而应该还包括国家权力与社会团体之间互动所发挥的资源配置功能。
这就像一个科层制企业不会特别关心委托人的权力对于代理人行动的
渗透性和支配性， 而更关注的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集权—分权的组合
模式如何促进企业目标（如利润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国家以治理效能而非直接控制和
渗透为目标，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和行政外包形态更多是一种
16. 就像互有敌意的两个邻居， 为了避免冲突一定要事先划定各自的财产或权利边界，
而且在日常的接触中双方一定非常警惕对方是否“越界”，而这种锱铢必较、寸土必争的
态度又会进一步让两家的财物“边界”尽可能清晰，消除一切因模糊而可能导致的冲突
隐患。 反过来说，隶属于一个大家庭的两个小家庭相邻而居，可能并不介意划分清晰的
边界，有些地段可能完全不划界，出现了“越界”行为大家也不一定计较。 更重要的是，为
了共同利益，两个小家庭借助大家庭的协调可以“跨界”合作。
· 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