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西欧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国家通过中央集权、征税和资源动员
等方式日益渗透于社会之中，但另一方面社会团体依靠城市特许状、议
会、宪法、司法等强大的制度力量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扩张。 受到这种理
论的影响， 现有文献讨论中华帝制时期国家权力的控制力和渗透性时
更多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对立与零和性质： 当国家权力渗透和
触及社会领地，就意味着社会自主性的丧失；反之，如果社会自主性进
一步增强，则意味着国家控制力的下降。 前述的“士绅自治”与“吏民社
会”及其引发的争论都隐约反映了西方国家—社会理论的潜在影响。 本
文认为， 这些学术语境反映了韦伯对于权力的一种代表性界定。 韦伯
（ 2010）将权力定义为一方不经对方同意而施加、贯彻其意志的能力。 这
个定义强调了权力的强制性和支配性特征，更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即
一方权力的增强对应的是另一方意志贯彻力（权力）的减弱，当两方存
在潜在利益（意志）冲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本文使用“行政外包”的概念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关于国家权力的解
释性视角。“行政外包”概念强调的是，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
是在帝国“大一统”结构下发生的中心化的发包方与处于附属地位的社
会承包方的关系，“社会内嵌于国家之中”（society in state）。 中华帝制时
期的王朝国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保持了对于经济社会制度的设置权，
总体上支配着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游戏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外包所
驱动的国家—社会关系更接近于权威组织（权力一元化的帝国）内部的
关系，而非两个独立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谈判和斗争对抗的关系。 中
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所涉及的多样化的行政外包形态如同一
个权威组织内部的控制权、决策权、执行权的不同配置结构，更多涉及
的是“行政管理”问题，以追求组织效能和降低治理成本为目标。在中华
帝国，至少在理论上，朝廷之下一切都是可以设计、制造或施加限制的
（ 例如里甲制和保甲制对于乡村自然居住结构的改造）， 如同一个组织
的最高权威对于组织内规章制度和游戏规则的控制权。 与此相对照，西
方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所 涉 及 的是国家与 社会作 为 不 同 的利 益 主
体、权力主体之间的对抗、冲突和制衡的“政治较量”过程；这个过程不
存在一个类似中华帝国的皇权———即中心化的行动者———调节着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掌握设计政治游戏规则的能力，而
解决双方利益的冲突更多依靠政治协商、谈判甚至抗争。 为了确保各个

·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