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基于国家目标与约束条件的权衡取舍的结果。 如前所述，在许多公共事
务领域，如道路、桥梁、水利、救荒、教化方面，官民合作极为普遍。 在这
些方面，政府的人力和资金投入相对有限，但借助官民互动撬动了社会
各方力量的参与，在相当范围内提供了重要的社区公共产品。 很显然，
宗族、会馆（或商业协会）的“自主管理”的空间是以履行国家职责，认
同国家意识形态，接受国家监管为前提条件获得的，而非通过与国家抗
争争取过来的，这与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形成相区别。民间组织的发
展，如会馆、社仓、善堂，一方面代表了士绅自主性的扩张，但另一方面
因为这种自主性是在国家划定或容忍的范围（士绅也经常主动配合）之
内，因而总体上与国家目标相兼容，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政府履行了
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责，以“民治”弥补了“官治”之不足。 这些民间组织
的发达并不必然对应着国家权力的衰减， 而更接近于对国家权力的延
伸和加固。这使得国家权力与士绅、商人之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关系，即不同权利主体/利益集团/政治团体之间的制约抗衡关系，而是
受到国家权力管制、调节的“行政外包”的关系。在形式多样的行政外包
体制当中，国家权力吸纳、协调、赋能民间力量而实现其治理目标，国家
权力的相机控制权与民间自主管理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此消彼
长，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相互加强。我们也不能将明清时期官府与士绅、
商人间的密切合作狭隘地解释为士绅、商人依附或寄生于政府或官员，
而应将其视为双方在这些领域的互惠性合作。
当然，行政外包机制所依赖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是国家权力的实际
控制权———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相机控制权，即国家视治理情况而出
面干预和扭转治理局面的能力。 这是行政发包体制当中各种“行政性”
设置和中心化调节的最重要基础。 一旦王朝国家失去了实际控制权，
国家—社会之间的行政外包关系就不再成立，“行政管理”关系就有可
能演变为独立的权力主体之间的“政治较量”关系。 魏晋南北朝形成的
门阀制度使得皇权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地方豪强势力盘踞、控制地
方政权，甚至渗透朝廷政治，族权直接与皇权分庭抗礼，国家与社会的
行政外包关系基本消失。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地方厘金制度兴起，
为抵御起义军，清政府不得不委派地方乡绅发展团练，承担教化、赈灾
等社会职责，并由此获得向百姓征收税赋的权力。 乡绅前所未有地深度
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军事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绅权在基层社会的正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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