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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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5
威随之高涨。 但这不是朝廷想看到的，只是为了保住政权而不得不采取
的权宜之计。 随着士绅权力的上升，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农
民起义的致命打击下，皇权的实际控制力和统治力遭到重创。 国家权力
与士绅之间通过“行政外包”而实现的均衡互动被基本打破，朝廷的相
机控制权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发挥中心化的调节作用。 这正是晚清帝
制国家走向崩溃而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孔飞力，1990）。
六、 简短总结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众多的理论概念， 诸如
“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专制性权力强与基础性权力弱”
“集权的简约治理”，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的视角对于中华帝制时期
国家—社会关系的特征及相关理论概括进行重新审视，尤其聚焦“行政
外包”这个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
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
内在治理逻辑。 本文分析建立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呈
现“一体多面”的总体性概括， 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
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总体上呈现
“一体多面”的特征，即按照行政外包的内在逻辑在不同治理领域或同
一治理领域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多层级、多面
向的分包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的每个侧面特征各异，但又相互联系，形
成内在一致、相互支持的治理体系，随时间而动态演化。 首先，从国家
权力的最顶端开始，逐级属地化分包，从官僚体制内部的层层属地化
“行政内包”，再到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的“行政外包”。 在此过程中保
持不变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是国家权力（皇权）的枢纽性支配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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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性调节， 这是所谓的“大一统”的真正内涵。 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并
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 四面八方的直接渗透和强力
支配，帝国所面临的统治风险、治理成本与预算约束之间的张力驱动王
朝权力的渗透方式产生多层次、多面向的灵活变化，包括国家（政府）内
17. 中国自西汉以来就确定了儒家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 通过典章制度和礼仪政
教，获得皇帝、官僚士大夫和乡村社会的普遍认同，这无疑也加强了皇权在“软实力”上
的统一性、支配性和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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