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7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以上分析隐含的假定是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是相对固定的， 因而
它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和范围直接受制于预算约束。 这对应于古代中国
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外部军事威胁较少， 帝国接近于一个相对封闭和平
的地缘政治环境。 但是，国家资源的汲取方式和程度也取决于外部竞争
压力。在汉武帝时代，为了抗击匈奴，皇权不断加强资源汲取能力，如开
征资产税，扩大政府专卖和直营范围（从盐铁到酒茶），并将国营体制深
入流通领域。 当清政府面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国内大规模农民起
义的威胁时，也不得不推出厘金制度，发行公债，建立现代警政和学校，
而这一系列转型的背后是军事—财政国家体系的建立以及国家权力对
社会渗透的不断强化（哈尔西，2018）。

五、 超越国家权力的传统视角

现有分析中华帝制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文献隐含的一个分析假
设是，皇权对基层社会控制得越严，越能深入每个家户，表明国家的统
治能力越强。 按照这个假设，一旦看到皇权对村社和人户控制较以前变
弱，如明清随着税源从人丁逐渐转向田地，基于编户齐民的里甲制趋于
衰败，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显著放松，就下结论说皇权的潜在统治能
力下降了。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这其实只是资源汲取的方式发生了变
化，反映了皇权统治为顺应时代发展（如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
增加和白银的普及）而做出的弹性调整。 官府扶持族权，选拔族正、族
约，支持士绅提供地方公共产品，赋予会馆以管理商人的职责，宗族、士
绅、会馆因而享有“自主管理”的空间，但这并不必然代表国家权力的削
弱。事实上，从国家的角度看，授权它们管理本来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务，
旨在“补官治之不足”，比国家直接管理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看似减少
了国家控制，其实不仅并未削弱国家权力，反而伸张了国家权力（如反
映国家意志，增强统治合法性）。
造成上述认识分歧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对于 国家权 力的不 同 理
解。 目前讨论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数文献直接或隐含地
借鉴了西方的国家—社会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国家内嵌于社会之中”
（state in society），国家的权力被宪法、议会、司法、习俗和思想观念所限
制和“包裹”，由此确立了“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自治地位，两者在
一种权力分立和利益对抗的语境中保有清晰的边界。 这也大致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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