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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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5
府则会严加惩戒，强化约束（王日根，2003）。
概括起来，相机控制下的民间组织的自主管理不等于“士绅自治”，
士绅、商绅的自主管理空间取决于他们与国家目标相向而行的表现。 这
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宗族、会馆等民间组织必须认同和响应国家的政
策意志，才能获得政府授予的社会外包方的合法资格。 如上所述，政府
职能——如礼仪教化、税赋完纳或代理征税、查验商人身份、维持内部
—
秩序———大规模外包都是发生于民间组织与国家意志相向而行之后。
社会承包方的内生选择过程既有国家的积极吸纳和塑造， 也有民间力
量的主动靠拢和效忠，其核心是将统治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此基
础上再寻求行政治理成本的最小化。 第二，这些民间组织的行政承包方
的资格持续受到政府监管， 一旦出现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秩序的
行为，政府一定会强力干预，甚至取消其合法资格（如取消宗族的死刑
判决权）。 换言之，政府对于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包式”治理仍然是在
“行政性”控制的框架之内，而且行政干预的时机和条件并非如白纸黑
字般清晰界定的，主动权完全在官府，而这正是“相机控制”的含义，不
是西方社会理论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所能涵盖的。
四、“一体多面”之间的联结与互动：进一步的分析
以上分析的多层次、 多面向的国家行政外包体系并非都是王朝自
上而下、精心设计的产物，因为历史的路径依赖、经济社会因素的复杂
互动经常不在王朝的掌控之中， 但是不同政府层级有意识的机制设计
和制度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 许多制度创新先是从少数地方官员的局
部试验（如“均平法”“一条鞭法”）开始，逐渐被更多地方官员仿效和改
进，最后上升为国家范围内的政策。 即使朝廷正式推广，各地执行起来
仍有巨大的差异性。 从乡官制到职役制，从“官吏一体”到“官吏分流”，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一条鞭法”，再到“摊丁入亩”，既有历史车轮
本身的推动和路径依赖，也有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与主动
调适。 这一切都说明国家治理体系为了应对时代变化和外部冲击而经
常调整和改革。
整个天朝帝国就是一个等级化的行政组织，在此背景之下，官僚不
存在对抗天朝的权力，百姓也无完全独立的财产权利。 如果进一步透视
古代中国的治理秩序与结构可以发现，从朝廷到地方官再到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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