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乡约制最早发源于宋代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宣扬“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核心的规约，在当时完全是民间自发
组织、乡民自愿参加（杨开道，2015；王日根，2003）。 南宋时期朱熹对《吕
氏乡约》进 行 了 增 损 ，主 要 添 加 了“能 肃 政教 ”“畏 法令 ，谨 租 赋 ”等 内
容，改变了《吕氏乡约》当中比较严厉的处罚方式，避免了与国家权力争
夺刑罚权的嫌疑，同时对宣讲内容也加以限制，例如不传播“神怪邪僻
悖乱之言”，使之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朱熹看到了《吕氏乡约》在恢
复乡村礼仪教化上的巨大价值， 但也认识到一份纯民间性质的乡约所
面临的局限，因此通过增损改造既规范了它的组织形式，又注入了必要
的国家意志，让原来饱受质疑和非议的民间乡约具备了合法性基础。 到
了明代，尤其嘉庆之后，官府逐渐认可乡约的价值并加以提倡。 担任赣
南巡抚的王阳明在 《吕氏乡约》 和朱熹增损的基础上， 颁布 《南赣乡
约》，进 一 步 在 乡约中 强 化 国 家意 志 ，并 与 他 独 创 的“十 家牌 法 ”相 结
合，促使乡约与保甲合流，逐渐演变成基层乡村治理的正式行政组织，
以期实现人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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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 的目标。 嘉庆九年，广西学政黄佐制定《泰泉乡礼》，将乡约与保
甲、社学、社仓、乡社融为一体，试图构建一个扬善惩恶、礼乐教化的基
层治理体系和乡村秩序。 黄佐强调乡绅士人在乡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
也强调乡约与官府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微妙平衡：“凡乡礼纲领， 在士
大夫，表率宗族乡人，申明四礼而力行之，以赞成有司教化。 ……凡行乡
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俱毋得差人点查稽考，以致纷扰。 约
正、约副姓名，亦勿遽闻于有司。盖在官则易为吏胥所持。……其有好为
异论、 鼓众非毁礼义、 不率教之人， 亦以姓名闻于有司， 有司严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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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从最早的《吕氏乡约》到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王阳明的《南赣
乡约》、黄佐的《泰泉乡礼》，再到章潢的《图书编》、吕坤的《乡甲约》、刘
宗周的《保民训要》等乡约文献，展现了乡约从民间自发性质逐步走向
与国家权力调适与融合并日益获得合法性资格的演进历程， 最终形成
了以乡约为纲，以社仓、社学、保甲为目的乡村治理模式（王日根，2003；
杨亮军，2016）。 在整个过程中，连接朝廷与乡民的士大夫和地方官员自
10. 参见王阳明，《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载《王文成公全书》， 明 隆庆六 年谢廷
杰刻本。
11. 参见黄佐，《泰泉乡礼》，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601 页，转引自杨亮军，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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