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2 - 《社会》2022年第5期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时，两个方面的问题随之产生：一是作为客居城市的异乡人如何寻找安
身之处， 二是传统的基于户籍和人身控制的城市管理如何应对来自四
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庞大的流动人口。 作为“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
的社会组织”（王日根，1995：29）， 明清会馆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
求。 首先，会馆提供了同乡之人在异地崇拜神灵、聚会娱乐、暂昔归葬、
维护集体利益的功能；其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会馆也提供了集中管
理、维护秩序、履行政府职责的场所，如同一个属地性的基层行政组织。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馆日益被官府视为一个综合性基层管理单
元。 在明清会馆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政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观望到
默认再到支持和保护的变化（王日根，1995：249），这类似于乡约、宗族
的发展过程。 政府的态度变化与会馆一系列有意识的与国家意志衔接
嵌合、加强合法性的努力分不开。官府与会馆相向而行，相互调适融合，
最终实现了“官民相得”的结果（王日根，2002）。 从会馆方面看，明清会
馆大都是官绅捐修或者有其介入， 即使商人具备足够的财力也愿意让
官绅出面建造，这首先保证了会馆的“半官方色彩”，有助于增强政府方
面的信任感。 更重要的是，会馆主动将其功能定位与国家治理目标相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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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以化解外界（包括官府）对其组织意图可能产生的猜忌和非议，并
主动承接和满足来自官府的发包任务 （如包收包纳国家税收、 赈贫恤
弱）和监管要求（如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等）。
在近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商人群体逐渐介入城市的管理。 新型商
会与地方行政机构密切合作，承担城市公益事业、治安、调解商业争端
等事宜（罗威廉，2016）。 新型商会相当于“承包”了部分政府职能，这其
中既包括维持商会内部秩序的“分内”之责，同时也包括一些与商会不
直接相关属于政府的职责，如城市公益、修路和治安等。 鉴于会馆为政
府“ 排忧解难”，官府也积极回应，对其进行支持并保护商人群体的一些
利益诉求，例如作为仲裁者调解会馆之间的纠纷冲突，以国家权力保护
会馆备案的财产等。 当然，政府对于商会也保有“行政性”的相机控制
权，如果会馆出现扰乱社会治安、威胁朝廷利益的情形，如土客之间、客
宀
客之间或同乡之间的斗殴冲突或藏匿奸 久 ，或囤聚私盐，走私货物，官
15. 参见同治潮州《汀龙会馆志·馆志序》：“……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 明有亲
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使天下人相亲相敬而持
之礼信，天下可大治，如之何其禁耶？ ”（转引自王日根，199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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