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2年第5期

社会·2022·5

社会稳定，解决百姓诉讼纠纷，抑制豪族大姓，防止盗匪扰民和农民造
反。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缉盗、剿匪、司法审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王朝
国家对于百姓的思想言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极为关注 （如秦始皇的
“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的“文字狱”），严厉
禁止异端邪说的传播。
秦汉时期皇权深入乡村，在乡村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乡官，负责教
化、赋税等事务，对于统治者极为重视的社会治安还配有县令长、县尉
的属员游徼、亭长，作为县政府的派出人员专门“驻乡”负责（万昌华、
赵兴彬，2008）。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在乡一级基层政权，秦汉采取了“条
块结合”的形式。 在多层级治理（乡、亭、里、什、伍）之下，皇权的资源汲
取和户籍管理直至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言行都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中，按
商鞅的说法：“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 行间之治，连以五，辨
之以章，束之以令。 拙无所处，罢无所生”。 秦晖所提炼的“吏民社会”的
概念就主要来源于秦汉深入乡村、细密严苛的社会控制这个重要观察。
从世界范围看， 中华帝制的皇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程度在前现代社会
是空前的， 其权力渗透性和资源汲取能力远胜于罗马帝国、 波斯帝国
（ 晏绍祥，2021），这也是中华帝制能够在如此广阔疆域内建立郡县制中
央集权的治理基础。
皇权对乡村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汲取的方式。 秦汉时
期的户籍管理与人口控制之细密可能是空前的， 单是民籍簿就包含五
类：民宅田园户籍、年细籍、田比籍、田命籍、田租籍，其中宅园户籍就
涵盖每家每户住宅、园圃、房屋、奴婢、衣器、家畜、田产等极为详细的
反映家庭财产的信息（张信通，2019）。 这类信息的采集既是为征收资产
税服务，也是为核实乡举里选提供依据（家资十万和四万是秦和西汉推
荐官吏的条件）。 年细籍包括家庭所有成员的籍贯、爵位、身高、面貌特
征、婚姻等相关信息，掌握这些信息是因为秦汉时期的口赋、算赋、徭役
均是根据年龄、身高、爵位而变化的，如未成年、成年、老年所面临的税
赋和徭役差异较大。 每年八月是案比户口之时（即“八月算民”）， 男女
老少皆要到官府核验其年龄、面貌、身高等信息。 田比地籍涉及田地形
状和面积大小，这与秦汉的授田制有关，在三年大比之时，新人应该获
得授田，而去世的人应该退回田地。 掌握详细的田地信息是为国家再分
配土地、获取租税服务。 田命籍和田租籍则分别记录爵位情况与授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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